姓，往往只是地方名義上的一把手，實際上具體操作都落在了胥吏的身上。
依王安石的說法，就是今世胥史，士大夫之論議常恥及之，惟通古今而明者，當不以世之所恥而廢人之為善爾。
這種模式有好有壞，好處在於，由於基層胥吏基本是固定不流動的，而官員卻總是會被調來調去，所以有胥吏在，即便官員流動再頻繁，甚至出現暫時的空缺，也不會影響地方政務的正常開展。
所謂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就是這個意思，胥吏就是鐵打衙門最核心的建材。
但胥吏是不能領朝廷俸祿的，他們的收入和他們經手的事務掛鉤，等同於是從百姓身上收取手續費，且社會地位不高。
如此一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也就不難預見了。
胥吏又沒有前程，又沒有俸祿，又手頭掌握一定權力，還長期紮根在一個地方。
久而久之，成為當地一霸，欺壓魚肉百姓的情況屢見不鮮。
而那些真正想為百姓為朝廷辦事實的胥吏，又因為沒有官身，晉升無門。
王安石手下有個‘司法吏’，叫汪元吉，王安石就專門為他寫了篇文章，希望朝廷能給他破格晉升的機會，他寫道：
其為吏廉平，州人無賢不肖，皆推信其行。喜近文史，而尤明吏事……
由此可窺見王安石的現實主義思想，第一，他不拘泥於墨守成規的社會現狀，思考問題從實際出發，第二，他重視有實務能力之人，唯才是舉。
關於社會的奢靡風氣，王安石在地方治政時，也想透過自己的身體力行，扭轉這種不正之風。
嘉佑二年（1057年），王安石知常州，要說這常州，相信大家不會陌生，蘇軾和常州緣分很深，先後去過常州十一次，最後去世也在常州。
但你結合蘇軾的政治生涯，也可想象，能讓蘇軾多次前去的地方，通常也不是什麼好去處。
當年的常州，災害連年，天地荒蕪，當地官吏治政又不善，民生凋敝。
詩人梅堯臣曾作詩寫道，王安石前任的官員，鮮衣怒馬，前呼後擁，排場極大，而王安石則是‘革轡陪泥烏。款行問風俗，低意騎更駑’。
王安石與梅堯臣應酬時所寫的詩，也脫離了風花雪月，甚至超越了對一般日常事物的歌詠，達到了諷喻警句的境界。
比如王安石寫的《耕牛》——
朝耕草茫茫，暮耕水潏潏。
朝耕及露下，暮耕連月出。
自無一毛利，主有千箱實。
睆彼天上星，空名豈餘匹。
這就是王安石的詩詞風格，《兼併》、《耕牛》、《河北民》！
他眼裡所見，皆是民間疾苦，他心中所思，皆是朝廷弊病！
然後，在嘉佑三年（1058年），三十八歲的王安石，結束了他在地方上的歷練升級，回到朝廷中樞，以一封‘萬言書’拉開了自己大展宏圖抱負的改革大幕。
王安石的這封《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與十一年後蘇軾給神宗皇帝的上書，堪稱北宋萬言書雙壁。
大概內容比較複雜，我儘量以簡單的概括形式，讓大家能有基本的輪廓瞭解。
首先，王安石按部就班地對仁宗皇帝一通亂誇，說仁宗皇帝您是一位多麼英明的執政者啊，天生聰慧，後天勤勉，有您在位執政，簡直是天下萬民的福氣！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
聽聽，聽聽，蘇軾和蘇轍你們兄弟倆聽聽！
現在知道人家王安石憑什麼能在宰相位置上呆那麼些年了吧，都是學問！
然而，王安石誇完之後，就筆鋒一轉，開始揭露現實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