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同情；還有對歷史事件的思考等。他的詩歌較為廣闊地反映了唐末動盪的社會面貌。
風格獨特：其詩圓穩豐滿，情感真摯深沉，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清代翁方綱稱他“勝於鹹通十哲（指方幹、羅隱、杜荀鶴等人）多矣”，鄭方坤把他與韓偓、羅隱並稱為“華嶽三峰”。
詞作方面：
白描手法與清麗風格：韋莊寫詞善用白描手法，減少辭藻修飾，直接傳達真實的情感，減少了詞的穠豔、浮華色彩，具有清麗疏朗的審美特質。比如“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菩薩蠻》），“蜀國多雲雨，雲解有情花解語”（《清平樂》）等詞句，語言平易流暢，意象清新。
詞化傾向：韋莊是古代文人詞詩化傾向表現最早、影響深遠的詞人之一。他的詞作中雖大多寫男女之情，但部分詞作能以疏朗的筆觸直抒胸臆，與溫庭筠綺羅萎靡之態大相徑庭，開啟了一條具有詩化傾向的新詞風。
4. 作品流傳：詩集今傳《浣花集》十卷，詞集散錄於《花間集》《尊前集》《草堂詩餘》等。其詩《秦婦吟》與《孔雀東南飛》《木蘭詩》並稱“樂府三絕”。
牛李黨爭是發生在唐代中晚期的文官集團間的政治鬥爭。以下是關於牛李黨爭的詳細介紹：
1. 起因：
元和三年科舉案是其導火索。唐憲宗元和三年（808 年），舉人牛僧孺、李宗閔在科舉對策中批評朝政，尤其是對朝廷出兵藩鎮的做法提出異議，這引起了朝中用兵派的不滿。在內朝宦官的干涉下，唐憲宗貶斥了出策人及一批支援採取姑息措施的廷臣，牛僧孺等人也未被任用。同年秋，裴均汙衊宰相李吉甫，稱是他指使牛僧孺等人批評朝政，李吉甫因此被罷免相位，貶為淮南節度使。此事件暴露了朝中文官集團的分裂，被視為牛李黨爭的開端。
2. 主要人物及黨派構成：
牛黨：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牛黨人多是沒有門第背景的寒門，雖有少數人出身山東舊士族，但都以進士入仕為目的。他們支援科舉制度，主張取士“地胄詞彩者居先”，重文采，沒有傳統禮法的約束。
李黨：以李德裕、鄭覃為首。李黨代表南北朝以來山東士族出身的官僚，反對科舉制度的考試內容，認為應該主要考經義策問，而非只講究浮華詞藻的詩賦。他們受傳統家法影響，不利用進士身份而攀附主考官。
3. 黨爭過程：
公開衝突：長慶元年（821 年）的科舉案是牛李兩黨公開衝突的開端。段文昌上奏唐穆宗，稱當年的科舉取士中存在禮部採納不公的現象。當時的翰林學士元稹、李德裕、李紳等人與段文昌交好，回應稱確有其事。唐穆宗任命王起、白居易主持覆試，結果禮部所錄 14 人中有 11 人在覆試中落第。唐穆宗於是貶主考禮部侍郎錢徽為江州刺史、楊汝士充開江令，李宗閔等因疏通作弊而刺配。
相位之爭：此後，兩黨之間的鬥爭主要圍繞相位展開。長慶年間，牛僧孺與李逢吉結派，共同針對宰相李吉甫、裴度、李紳、李德裕等人。牛黨和李黨在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三朝，大體上是兩黨交替進退，一黨在朝，便排斥對方為外任。
三黨並立及甘露之變的影響：唐文宗深感內朝宦官勢力擴大後對皇權的威脅，尋求外朝文官的支援意圖削減宦官的權勢。在宦官王守澄的推薦下，唐文宗開始重用李訓、鄭注二人。李訓、鄭注為奪取相位，引入李宗閔，汙衊李德裕暗中勾結漳王，李德裕被貶。之後，李訓、鄭注又打擊牛黨。大和九年（835 年），李訓、鄭注以觀露為名將宦官首領仇士良引入宮內刺殺，計劃敗露，仇士良帶領禁軍對參與計劃的文官進行無差別的屠殺，這就是“甘露之變”。甘露之變後，牛李兩黨在朝的苟安祿位，在野則明哲保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