謂善於理財之人不過是按人頭徵稅，用各種陰謀投機取巧的手段奪取民利、盤剝百姓，其危害比明著加賦稅更為嚴重。】
【辯論的第二個主題：財富在國家與民眾之間應該如何配置，才能富國富民走出王朝興衰的魔咒？
王安石認為富國優於富民，小家的富裕依賴於整個國家的富裕，國家要富裕則需從天下取財。
首要的問題是保證國家的生存，因此要擴張權力的汲取能力，國家不但要解決國防問題，更要有足夠的資源來解決發展問題。
如果可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即便短期損傷到了民眾的利益，長期看也是值得的。】
【司馬光認為富民優於富國，如果四民都富足有餘，國富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權力要自我限制，如果一味殺雞取卵，竭澤而漁，最後只會越搞越窮，應該將財政負擔落在真正有能力的人身上，根據經濟水平與能力的不同，承擔不同的財政責任。
因此司馬光在辯論中強烈貶斥歷史上“富國論”的代表人物桑弘羊，他批評王安石說：“你說的這些都是曾經桑弘羊欺騙漢武帝的話，害得武帝晚年盜賊並起，國家差點滅亡。】
【辯論至此戛然而止，儘管沒有再繼續下去，但其後的帝國曆史裡再也沒有一場辯論能談到這樣的深度。
在整場辯論中，儘管神宗沒有表態，但最打動神宗的一句話正是王安石被司馬光斥為謊言的那句話：“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此後神宗多次單獨留下王安石長談，直到幾個月後令王安石總攬朝政，
繞過整個官僚機構設立新的最高決策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由此轟轟烈烈的熙寧變法拉開序幕。
熙寧變法不可謂氣魄不大，與前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改革不同，王安石一連推出10餘種法令，均輸法、市易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等等。
在涉及朝廷機構、產業、財政、物價及流通等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面擴張。
在這場辯論後，司馬光黯然下臺，但對於正轟轟烈烈展開的變法，他做出了一個預言。
《與王介甫書》：“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
他說：“朝廷的立法哪怕是從體恤弱者的立場出發，最終的結果都難免導致貪婪，更何況立法的目的就是為了貪婪去的，與自然和天道相違背的事情，即使成功一時長遠看也是必然失敗的，不會有第二種結果，天才知道失敗時會造成什麼樣的災難。”
從結果看，這場變法確實取得了階段性成效，達成了財政增收的短期目標，但卻迎來了歷史性的失敗，遠未實現富國富民制服兩番的最終目標。
王安石打擊了既得利益者，但也幾乎同等的增加了底層百姓的負擔，富民的目標成為泡影。
國庫加增的財富也都在養兵與用兵中全部消耗了，最終新法越來越偏離本心，在內外交困之下汴京淪陷，二帝被俘，大宋風華剎那間化為磚石瓦礫。
站在今天看這場辯論之所以被稱為決定帝國曆史的最後一場辯論，是因為在同樣影響歷史的之前兩次辯論中，咸陽宮殿上爭論的是帝國的體制問題，是集權與分權之爭，是關於一個帝國實行什麼樣的體制才能有效治理。
長安的宮殿上桑弘羊與儒生爭論的是帝國的存亡問題，是富國與富民之爭，是關於在現有的體制下如何維持一個帝國。
而在汴京的延和殿上，王安石與司馬光爭論的是帝國的出路問題，是一個帝國無法維持時究竟應該如何做才可以走出歷史的死迴圈。
是在承認問題存在的前提下，為了解決貧富懸殊與土地兼併帶來的經濟不平等問題，如何尋求制度突破的路線之爭。
熙寧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