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總是充滿了熱血，並且對理想不會考慮過多的邏輯。
祖輩數代都是貧苦民眾的科巴·維薩里奧諾維奇在擁有了一定學識與邏輯思維能力後很快便淪陷在《貧富論》的論調中，他覺得他終於看見了世界的真相，看見了大部分民眾苦難的根源，理想的火苗在十六歲的他的內心中燃起，推動著他走上一條崎嶇的道路。
大周雖然對外州管制更加嚴格，但真正落到實際執行上外州對言論的管理執行更加寬鬆，這是一種政治和文化大同的執行需求，畢竟幾百年前已經打過一棒，甜棗就要給夠。
教會學校裡的年輕人有很多不同的思想，在尊重並遵守教會制度以及保證信仰的前提下，不知出於什麼目的，神父和助祭都不會過多幹涉年輕人們的思想討論，甚至有些年輕一些的助祭乃至神父還會參與進來。
在科巴·維薩里奧諾維奇十六歲之後的數年教會學校生涯中引導他的不是那位送給他《貧富論》的助祭，而是另一名年輕的大助祭沃洛加·伊裡伊奇。
這位大助祭幾乎擁有和科巴·維薩里奧諾維奇同樣的經歷，貧苦民眾出身，教會學校畢業後就考入了太學法學科，而當他法學畢業後卻回到家鄉成為一名助祭。
優秀的法律知識和對貧苦民眾的同情讓沃洛加·伊裡伊奇很快收穫了來自主教的賞識和民眾的擁護，在年僅二十四歲成為助祭短短一年的時間便升任為大助祭。
雖然是一名神職人員，但沃洛加·伊裡伊奇實際上是《貧富論》忠實的擁護者，相對《聖經》造詣的研學，他更願意將時間和精力花費在對社會人文的研究上。他同意並認可《聖經》所提出的“人人平等”，但也極度反對“一切恩賜皆來自於神”，他認為任何人的獲得都是來自於其本身的行為，無論這種獲得是偏向正面還是負面。而當人的行為符合普世道德觀但卻獲得負面結果，那一定有人的行為不符合普世道德觀而獲得了正面結果，後者就是在透過不符合種群利益與認知的情況下對前者進行了剝削——即使這種行為是合法的。
沃洛加·伊裡伊奇參與學生和同事之間討論時所提出的觀點受到了來自主教的善意警告，於是他不再對自己的觀點進行公共宣講或教導，而是僅限於小範圍私下討論，科巴·維薩里奧諾維奇就是在這個時候進入到了他的圈子。
相對沃洛加·伊裡伊奇對政治的高敏感度和相對收斂的行為，只比他小七歲的科巴·維薩里奧諾維奇則顯得激進許多，科巴·維薩里奧諾維奇在學生時代就會參與公開辯論和宣講——雖然在教會學校警告他繼續下去就收回獎學金時他停止了這種舉動。
二十一歲從教會學校畢業後的科巴·維薩里奧諾維奇並沒有聽取沃洛加·伊裡伊奇關於考取法學或社會學太學進修的建議，他更傾向於應用性學科，但外州人的身份導致了他想考取格物或化學類太學的分數要求太高，最終不得不進入鄂木州商務學府學習。
在商務學府學習期間，科巴·維薩里奧諾維奇繼續進行著和同學之間關於社會制度方面的討論以及宣講，但他明顯感覺到與教會學校氛圍不同導致的學生關注點的不同，這裡的學生如同他之前理想化的偏向應用型一樣，他們更熱衷於拓展人脈和關心以後的工作。
在努力了兩年後，科巴·維薩里奧諾維奇僅僅組織了一個不到二十人的小團隊，而這些人也並不堅定，他能明顯感覺到相對學術理論和宏大的理想，他們對透過他接觸中高階神職人員獲得現實利益更感興趣——作為科巴·維薩里奧諾維奇的引路人和導師，沃洛加·伊裡伊奇此時已經成為一名神父，而他因為神職工作和法律援助經常順路去商務學府看望科巴·維薩里奧諾維奇。
科巴·維薩里奧諾維奇在挫折中不斷成長，商務學府的濃厚金權氣息其實也讓他邁出了從單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