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院內警犭，也衝破索鎖，狂吠尋『仇』；王等以任務已達成，未便再逗留搜尋他人，乃
作緊急撤離。結果，仍有餘鑒聲、張逢義、陳邦國三人被捕，而被越南當局判處七年徒刑。」
民國二十八年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或「軍統」）也就是現在「國
防部情報局」的前身。所有重大案件的檔案記錄，也均由情報局保管。
以上引用的這幾段記載，當然是根據檔案編輯而成的。惟其所描述的情節內容，則與本
交前一段所寫的，在細節上難免有些出入。
我寫的是全憑個人記憶；
「戴雨農先生傳」中記載的，則是根據儲存的檔案。
筆者曾就此問題，於七十年冬與已退役的情報局業務主管談論過這件事，他說：「情報
局出版的『戴雨農先生傳』，雖不代表『官文書』，卻具有『官交書』性質。」
說起來，這倒是很有意思的一件趣事，同為「戴雨農先生傳」中所記載的比我在「河內
汪案始末」一書所寫的更出色，更具冒險犯難的精神，那不是更好嗎？
寫到這裡，我再一次擱筆躺下來，閉上眼睛追憶前情，怎麼想我也想不起是否曾提書面
報告來著，而且記得戴先生和我也從未再提過這件不痛快的事。因而更不會留下什麼記錄了。
魯翹是否有書面報告，或口頭報告的記錄，我的確不知道。我和魯翹自三十七年在天津
一直到三十八年來臺，以至到他去世之前，我們不知會晤過多少次，可是誰都不願意再談有
關河內的事。
至於說參加實際行動的餘鑒聲、張逢義、陳邦國、唐英傑、陳步雲等，事後是否有報告，
我也不知道。
知情而未參與實際行動的方炳西兄，很可能有較詳盡的書面報告，因為我猜測他還負有
「督察」任務，惟是否如此，也不敢一定。
其它的幾位同志，如岑家焯兄、餘樂醒兄等，因各有職守，並未參與直接行動，即便有
報告，亦系片段，不會對現場情況多事描述。
以上這些瑣瑣碎碎的話，意在說明我不知道已存的檔案中，究竟有些什麼資料，如果我
能夠看一看，那就用不著瞎猜了。也許有人會問一句：「為什麼不要求調卷一閱呢？」據我
瞭解，好象沒有這個「規矩」，所以也不便作如是想。
那麼，為什麼我寫的和記載中的不完全一樣呢？這倒很難用一句兩句話解釋明白，恕我
打個籠統的比喻，那就是：「成色不純」、「渲染失真」。
上面所引用的「蔣總統秘錄」、「戴雨農先生傳」，都是我們這一面的；以下再看看汪氏
那一面的，豈不是更可以把視界拉得遼闊些。這一類寫作不少，其中以金雄白（筆名朱子家）
所寫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此較詳細。
「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四十八年起連載於香港出版的「春秋」雜誌，其後有單行本。
原書共分六冊，共中第五冊自四十一頁至四十四頁，記述「紅河追蹤」和「午夜□□」那兩
節故事。
他所寫的必有所本，不過看得出來，絕不是汪氏夫婦親口告訴他的，是否與汪氏親屬中
某人談過這件事，應該是有可能的。其中有關汪家的內情，他所知道的比我多；涉及我們行
動部份的，當然要讓我；至於其中情節，則半出臆測，亦不無矛盾，其文如下：
「兇案發上一日上午，汪氏還到三桃山去，剛到那裡，當地警察就趕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