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萬骨枯」，古今中外一般，實情如此，並非虛言。
掌握政策的，任何機構大都屬於高階層的事，以「軍統局」而言，三二人襄助，一人裁
決而已。如外勤單位的區、站長，半上不下，是些後知後覺的執行者，全部的政策綱領如何，
並不完全瞭解，欲求與上級步伐一致，則全賴自己揣摩，路數走得恰到好處，剛巧合上轍，
那就算對了；一步超前落後，輕則受諷刺，吃排頭，重則可能重到吃罪不起。
這是我事後多少年才慢慢省悟出來的，別人感覺如何，沒有認眞的提出來交換過意見，
當然不會產生出一個共同的結論，那麼算我敏感就是了。
當我在上海當區長時，三十歲剛出頭，嫩得很，有心機，可並不懂得如何運用。同事間，
用不著這一套；對上級，小心謹慎尚且揑一把汗，那裡還敢出什麼點子。而實際上，單純的
也只想把肩負的工作做好，根本上還顧不得為個人做任何打算。說出來也許很難使人相信，
從那個時候起，就不想升官換紗帽，而且連往上爬的意願都沒有。一心嚮往而日夜縈懷的，
是如何把本身的陣營調整到固若金湯，與敵偽周旋到底，至於說，這場戰爭打到什麼時候才
能結束，想都沒有想過。
大概是在二十九年底至三十年初，「上海區」的工作日益活躍正處於巔峰狀態時，我的
朋友胡永荃兄勸過我，他說：「上海終非久留之地，我看還是見好就收罷。」他固然出於好意，
可是我聽不進去。況且這也由不得我，上級叫我留，我走也不能走，一旦上級調我走，我是
一日不敢留。他是局外人，那裡曉得這麼多規矩。而我個人的心意，卻恰恰與其相反，我並
不希望調動，很願意繼續無限期的留下去，因為我幹得正起勁。還有一句說出來不怕見笑的
話，當一個外勤單位的主管，有絕對的指揮權，頗能滿足人所共需的支配慾，另外，雖僅僅
迴旋於一塊小得不能再小的天地中，卻仍有其自由自在之處。
上面這番話且把它當作心血來潮，接下去，不如深入的談談「行動工作」的意義，及其
正反兩面的作用。這完全是一己之見，並不代表什麼，也代表不了什麼。間或與戴先生所持
的觀點不盡一致，好在也都是幾十年前的舊話了，多說幾句料也無妨。
在拙著「英雄無名」全書的「卷頭長白」中，對於為什麼要做「行動工作」一節，曾作
過詮釋，那是說：「我們一向講求法治，國民犯法，自有律條，為什麼不透過司法程式，依
法論罪，非要用特殊手段加以制裁不可呢？」我們對此一問題的正確答覆是：「由於地域環
境之不同，無法行使司法權力；或是限於國際間不平等條約束縛、喪失治外法權時，為維護
國家利益、保障國家安全，當然不能坐視國之蟊賊逍遙法外，庇護於敵人羽翼之下，甚而憑
借外力，繼續進行其禍民殃民的罪惡勾當，故爾不得不適應現實之需要而斷然出此。」
以筆者參加過或指揮過的「行動工作」的例項作為說明：其時間，只在抗戰前後，也就
是自民國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底的十年中；其地區，也只限於不在我政府統治或管轄下的特殊
環境裡。更具體的說，其中包括北平的「東交民巷」、天津的英、法、日各國租界以及上海
的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等處，至於法屬安南的河內，那是外國領土，情況尤為特殊。此外，也
就是抗戰進行中的淪陷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