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自身難保」。此後，我便是她們的帶隊人了。我們午飯後，在日本巡警的監視下出去逛街，想洗澡，吃頓中國飯，打個電報給在馬尼拉的女兒。誰知街道上所有餐館、商店全都關門，只有一家西藥店在大門上開了一個小洞，出售藥品。街上到處貼著防空標語，天色暗淡氣氛蕭瑟，穿著和服、木展的來往男女路人，看上去沒有一個不是愁容滿面的，個個低著頭往前匆匆地走。從他們緊張的神態裡完全可以體會到：他們是在絕望和失敗的邊緣上掙扎著。滿街淒風苦雨，景象慘澹。雖然我在馬尼拉飽嘗戰爭滋味，但在這裡看到這種景象，亦不免感到膽戰心寒。
我們先到電報局拍電，電報員帶著一副死氣沉沉的臉色，冷淡地對我說：「馬尼拉電報已不通。」我急著問他：「什麼時候不通的？」他說：「已有三個多禮拜了。」我才恍然大悟，這一定是五號那天，船剛離開馬尼拉海灣時，美軍就開始反攻了。於是我又喜又急，喜的是戰爭快要結束，日本法西斯即將壽終正寢；急的是在馬尼拉的兩個女兒和其他朋友們不知怎麼樣了。我答應她們到了臺灣就打電報的，自己還在半途中，而且偏偏又被阻留在日本九州——敵人的本土。要是一旦不幸而被炸死在這裡，多麼冤呢？我就這樣胡思亂想地走出電報局，和大家一起去澡堂。
我們一進門，剛把鞋子脫掉，一個日本服務員上來，一反常態板著面孔對我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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