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雲霧布滿天空的清晨，我們靜悄悄地離開了旅館去上海楊樹浦區金利源輪船碼頭。一行人為避免密探的注意，大家都小心謹慎，留心周圍情況。碼頭上人聲嘈雜，秩序混亂。大家分頭行動，混人喧嚷的人群，終於都僥倖地上了船。上船後，我們躲避在船艙裡，一直等到船出了吳淞口，大家繃緊的心絃才鬆弛下來，去餐廳吃飯，並且彼此交談。
船上乘客大概是因為暈船之故，船甲板走廊上只有寥寥幾人。有時只見孫夫人宋慶齡從東頭走到西頭。我不怕暈船，上下午都喜歡在走廊裡踱來踱去，或在藤椅上躺下觀賞海上風光。我是初次乘海船，一望無際的碧綠的海水，蔚藍色的天空，天連水，水連天。隨著輪船的行駛，船的周圍波濤起伏，向浪翻騰，遙望遠處，大海又顯得十分平靜。天剛亮，一輪紅日從東方海面徐徐地升起。夕陽西斜的時候，五彩繽紛引人人迷的晚霞，一群群的海鷗在上空飛翔。海風柔和地吹著我的頭髮、臉面，清新的空氣、溫暖的陽光，這一切使我異常興奮，身心舒暢，覺得自己不再是籠中鳥了。深深地感到大自然裡海鷗的自由，花花世界裡是多麼烏煙瘴氣，罪惡重重啊！大自然是多麼的無私，多麼的真，多麼的美。聽人說由上海去日本有兩條海路：一條是由上海乘船（需一天一夜）到氏崎，再乘火車（需時兩大）到達東京。
二是由上海乘船到神戶，要兩天，再換火車，需時一天到達日本首都東京。總之，無論哪條海路皆需時三天三夜。那時，美國船二等船票幾十元，伙食、裝置滿好；
日本船稍便宜些，但伙食、裝置等較差。我們圖便宜買的去神戶的日本船票。
我在複雜的情緒下，到達東京車站。我們出車廂下車時，就有帶紅帽子的幾位服務員迎上前，接過行李有次序地送出車站。我們給些酒錢，表示謝意。出站叫了幾部東洋車（等於上海的黃包車，不過車身整潔漂亮，車夫衣著乾淨，且有禮貌，不像上海的黃包車、車夫那樣不乾淨）去旅館。路上，我像剛進城的鄉下人一樣，左右張望，一切都感到新奇，心裡真有說不出的高興，想了幾年的日本居然呈現在自己的面前了！日本街道都很整潔，市容華麗。日本人男女都比較矮小，行人不論男女都面帶笑容、有精神、彬彬有禮。男人有的穿一身短衫緊褲、便鞋，看上去是社會基層的勞動者。有的男人穿著暗色、樸素、長到腳背的和尚服（稱為和服）、交叉帶的木板代鞋。婦人也是同樣，不過是花綢、花布縫成的，後背腰間，捆上一個用絲綢或彩布扎結成的方型大包，頭髻像中國唐朝時女人的髮型。有的女人背上還背了娃娃。學生服就大有不同，和尚領、短衣裙、黑皮鞋、髮髻簡單。日本房屋除市區商店有高樓洋房外，居民住房是木料蓋的很矮小、紙糊的窗戶和門。席地，進門便得脫鞋穿著襪子人室。正因如此，室內異常乾淨。
我們當時去旅館小住幾天後，在郊區代代木租到一幢美麗有風趣的小獨院。居住安定了。
開始每天搭高架電車進城補習日文及其它各科。因我有了六年的中文基礎，對學習日文不覺吃力。我很用功。後來丈夫怕我受人誘惑愛上別人，不讓我進學校。
聘請了日本人松田以及林木兩兄弟、四川人夏斧師、東北人張某（名忘了）五位家庭教師，給我分別上數學、物理、化學、動植物學、史地、日語、中文。幸好那時日本生活費用低，開支不大，丈夫尚能負擔（當時去日本念書的，自費每月三四十元足夠了）。
就在這時候，由夏老師將丈夫給我取的名字「毓英」改為「董篁」，字「竹君」。
後來，離開夏家後進入社會一直以字代名。
遭人冷眼當時，在星期日休息時，丈夫經常帶我到革命黨人家去應酬、玩耍。
這些人家的男女都瞧不起我，尤其是太太們，一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