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板臉瞪眼說：「好吧！你不肯說，對你沒有好處。」我們再來問你：「聽說，你就要回北京？」我點點頭說：「是。」他忽地把兩手往腰間一叉，很嚴肅地命令道：「不準走，等我們通知你才許走。不許出去，等著！」我說：「車票買好了，北京有事。」他又把臉一板：「退票。」厲聲一句，起身就走。其餘的紅衛兵也一窩蜂似地都走了。於是我也就只好老老實實地等紅衛兵允許北返的命令。我在室內踱來踱去苦思，這些紅衛兵為什麼這樣對待我？總也想不通。
還是那句老話，「既來之，則安之」。我於次日開始安靜下來，不外出。一日三餐均麻煩看守大門的王金喜老大爺，請他清晨外出買菜時帶些給我。善心的鄰居劉廣楨（後來才知道他的姓名的）亦隔日偷偷地送給食物。終日吃、洗、睡、看報，倒也夠忙的。獨自一人也還安靜。對外有事找人，亦是劉廣楨幫助聯絡。
有天晚上，丁濟南醫生來看我，說傅雷夫婦接到紅衛兵的信，要向他清算稿費帳。傅雷驚嚇過度，決心自殺，問了醫生有何良方致命，又不太痛苦的藥品。我立刻請了醫生快去勸阻他夫婦倆，告訴他們不要怕，不會有什麼危險的。次日晚上，丁醫生又來告訴我，傅雷夫婦倆在昨晚深夜開煤氣自盡了。傅雷是著名的翻譯家，不甘屈辱而死，聞此，不禁黯然神傷。
丁醫生再來時，我對他說，紅衛兵不讓我回北京了。看門人告知，三樓有「眼睛」監視，要小心。我急忙叫他走。「保重！保重！」他回頭看我一眼點點頭，快步下樓走了。我的心情異常難過。第三天表弟李金坤來了，我照樣告訴他一遍，並請他通知其他親友不要再來。直到1976年因唐山地震，去上海避難時才和丁醫生及其他親友再次重聚。轉眼十年恍如隔世，不勝感慨。
以後，外面不斷地鑼鼓喧天，不知什麼事。我起床到涼臺眺望，見彩色公共汽車馳過，燈光燦爛，青年男女紅衛兵伸頭車窗外，不停地叫，唱革命歌，喊革命口號。彩車一輛輛不斷來往行駛，一直延續了好幾個日夜。
這樣不平靜而又似乎安閒的生活，度過了好多天，心情煩亂起來。回京的事毫無訊息，等著，等著，一天一天地熬。這樣等不行，要想辦法。於是我寫了一封信，透過劉廣楨同志帶給小劉，囑小劉送交上海統戰部部長陳同生。小劉在夜間像小偷似地溜進屋，輕聲告訴我：「信已送到華東醫院了，陳部長有病躺在床上，他看完信沒說一句話。旁邊有一位，好像是他的秘書吧！看情況，陳部長對此人有顧慮。」
（後來明白，當時陳同生也已經被監視了）我又按照前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同志吩咐，讓女兒國瑛把我為黨工作的情況寫了一份材料，向上海市委報告。讓他們明白，我不是反動分子。我照做了，但亦是訊息沓然。我束手無策，奈何！只有再忍耐，等待紅衛兵的指示。終日除生活瑣事外，就是看報，學習鄰居給我的黨中央為文化大革命制定的「十六條」。
外面似乎平靜些。我每天都想到涼臺眺望，看看外面情況，但又不敢。唯恐親友們為我擔憂而在馬路對面朝窗探望，一旦看見我，定會哭哭啼啼，如給三樓那兩隻「眼睛」發現，惹出禍事，非同小可。這樣的日子又度過好幾天。忽聞外面鬧哄哄的一片嘈雜聲，憑窗眺望，是馬路左邊斜對面，搭了二米多的高臺，男、女三四人低頭跪在臺上，紅衛兵手執皮鞭、木棍邊鬥邊罵這幾個人。鬥些什麼，罵些什麼，一點也聽不清楚。有些路人圍觀，有些則怕惹事上身，邁步快走。我像患神經麻痺症一樣，乖乖地等候紅衛兵允許回京的指示。有時還自言自語：「群眾革命運動嘛，就得忍耐些。」
苦悶的日子過了將近一個月，依然音信全無。我內心波動很大，焦急萬分。有一天清晨，看門的王金喜大爺給我帶菜來，把菜籃擱下，問我：「董先生，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