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破鞋爛衫，簡直像無家可歸的一群小流浪者。我們雖然如此生活，卻未感到有什麼不愉快。因為出獄後，對革命認識更提高了一步，並想到世界上不如我們的人，不知有多少，革命不成功，窮人就無出頭日子。孩子們這時倒很高興，因為過去我天天忙於在外奔波，她們都住校（小學二三年級就開始住校，本來不合規定，是我向校方竭力請求才特許的），平時母女除週末外，見面時不多。現在天天教她們念書，教她們唱歌，和她們生活在一起，孩子們感到能和媽媽朝夕相處，很是幸福。
像這樣的生活，後來因我又忙於事務，再無這樣的機會了。我們就這樣在陶社躲避了一年多，才又悄悄地回到上海。
返滬後知當時駱介庵也獲釋放，沙梅被判五年。沙梅在獄中時，我曾拜託許柯同志送去音樂書籍，拜託俞承修大律師設法疏通。最後大概是他自己極力活動之故，減刑三年多釋放了。後來，沙梅對我說：「敵人在別人處抄得了名單，造成了—一被捕的。」
我和沙梅經過這件案子成為難友，更加深了一層關係。沙梅一直是不顧寒暑努力於音樂、戲曲方面的創作。他並主張音樂大眾化，令人敬佩。沙梅的成功與他的夫人季峰同志溫順、賢能的協助是分不開的，家務子女的撫養教育等一副重擔多半都是夫人獨擔。現在親愛的沙梅同志已於1993年6月30日在滬病故，噩耗傳來後我全家哀痛不已！
三、火車開了，急啞瓊女
從杭州回滬後，住辣裴德路桃源村，還不敢公開露面，仍然躲風度日，很長時間生活無著。記得當國琇、國瑛小學畢業時，學校規定要有件班服，我籌劃幾天，最後還是又拿國瓊女的大提琴去押當的錢來給她們各做一件白府綢滾綠色邊的班服。
因趕做衣服，國瓊女代我以家長身份去參加畢業典禮，成了最後到的一個人。孩子回來告訴我：「媽媽，衣服老不送來，把我們急死了。」國瓊女說：「她倆急急忙忙穿上班服就上臺唱歌了，我看到很高興。」
為了生活前途，我開始暗中整理群益工廠。可是家務又多，簡直忙不過來。孩子們的管教成了問題，不得已除國瓊女留在上海繼續在音專讀書外，其餘三個孩子只好忍心送去蘇州留在女子中學附屬小學寄讀。記得當國瓊女送她三個妹妹到車站時，火車剛剛開走國瓊女一著急，嗓子立刻啞不成聲，因為她知道這筆路費是七拼八湊得來的。可憐的瓊兒，因貧窮而使她知道的心裡經常受到傷痛！
景海是教會學校，那時候的學校無論民辦、國立，多以營利為目的，一團糟。
教會學校學風和生活習慣都比較好，教學比較認真，管教比較嚴格，清潔衛生也較講究，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
四、對女兒教育點滴
孩子們進了教會學校條件比較好，但又怕孩子們做禮拜信仰宗教，受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思想毒害，所以，除讀書和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外，思想方面由我自己緊緊掌握。我一直把她們當成潔白可愛的「風箏」，自己是放「風箏」的人。因此，我經常買些合乎她們的程度的進步文藝作品給她們閱讀，不允許她們看那些黃色書籍。每逢週末、假期、節日便給她們講解真、善、美的道理，並叮囑必須事事留心，以及懂得日常生活。有勞動觀念、學做家務。培養她們善良熱誠、助人為樂、先人後己、大公無私的崇高品德。還使她們多接近大自然，養成胸懷開朗和愛美的興趣。
叮囑她們，要努力讀書學會本事，能有一技之長才能在經濟上獨立，在社會上取得婦女地位，才不被人欺負。常以鴉片戰爭以來，國家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百姓叫苦叫難的種種例子給她們進行政治思想教育。有次我舉例說：你們知道外灘公園大門上掛牌，牌上寫「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