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瑛站在房門口，眼淚汪汪地說：「媽媽在發燒，時間已兩點太晚了，你們明天來好嗎？」我對劉某說：「我現在病中，並且兩店目前自身困難很多，我怎有力量幫助他呢？」他二人再三要求，我看在李嵩高面上答應了。次日，我在床上寫信給幾個友人，暫時拉借了一筆款子（詳數記不得了）給了溫、劉二人。
溫子研有了錢，在上海北四川路開辦了紐約舞廳。溫子研的舞廳開張後，營業很興旺。溫妻見丈夫每天總是深夜回家，老與舞女在一起，還會有什麼好事？！於是有天在營業時間，居然在音樂臺上和丈夫大吵大鬧。因此，紐約舞廳興旺半年，就任閉了。這時候，溫子研寫給我一封絕命書，大意：「老師，我已到如此地步，無法再活，請你將舞廳和我住房一起頂出，由你出面和債權人清算。至於我欠你老師的部分，待下輩子變牛變馬還你。」我收到此信後，立刻請人把他找回，藏在茶室樓上治病（肺病），一面找律師劉良、會計師陳力，請他們將住房留給他妻子，僅將舞廳出頂。依法清算後，請債權人到「錦江」吃飯，按各老闆大小來分攤數目多少（對資本大的老闆折扣多打些，資本小的老闆折扣少打些），大家滿意，簽字收款，結束了此事。溫子研的肺病日益嚴重（當時也算是不治之症）。他要求回四川，我給他路費、藥物。回四川後，不久就去世了。由其父親來信向我道謝，並向我要照片留念！
上海剛解放不久，劉伯吾竟慫恿溫子研的妻子王小姐，並做他的後臺，向法院起訴，告我一大狀，說我謀財害命是惡霸。法院送來開庭日期的傳票。狂風暴雨突然襲擊，我吃驚傷心百思不解。這傳票引起「錦江」全體職工的公憤，尤其是老職工，他們都知道劉、溫二人在「錦江」未開張前就進店的人。又親眼看見我是怎樣對待、照顧他倆的；紐約舞廳又是怎樣開、閉的。友人們和店裡職工都覺得哪有如此以怨報德的人？！都很氣憤。他們派了代表到我家，叫我不要去法庭，願意代表我上法庭作證。對此，劉伯吾的妻子很明大義，對劉說：「董先生待你這麼好，你怎麼做出這種事？」劉說：「董先生有錢。」「人民銀行更有錢嘞！」他的妻子回答。
我異常感激職工們的正義感。後來，我找出溫的絕命書，有關舞廳盤出、債權人分攤款子收據，以及律師、會計等簽字的一大堆證件送交法院。初判對方敗訴。
劉某又再煽動溫妻上訴，結果上海高階人民法院批示：「此案證據屬實，不許再上訴。」這件事至今，我難以理解。
劉某於1985年在上海去世，追悼會寄來訃告。我念其在1935年「錦江」開門營業的一段時期，他和溫子研二人的工作積極，故發了弔唁電報。劉的妻子是位通情理有正義感的女性，我尊敬她。1986年初夏，她有事來京順便來家看我們，我見了她，並囑大明兒陪她吃了便飯。
八、兩後奉公，擴為錦江飯店
1951年初春，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楊帆和上海副市長潘漢年，派高萍同志、還有一位（姓名忘了）來法華路家裡，對我說：「上海市公安局及市委決定：要在上海設立一個招待中央首長、高階幹部及外賓們的安全而有保衛工作的高階食宿場所。
目前政府還不能公開出面辦理，認為錦江這塊國內外著名的牌子和你在上海的名聲、以及你培養成熟的業務人員，這任務只有你擔任才適當。希望你同意，並迅速把兩店遷移到十三層樓（長樂路八十九號，原名華懋公寓，英國猶太人沙遜的大廈）擴充發展。」
在錦江兩店的全部人員，及其它一切裝置的基礎上，遷移擴大成為飯店。當時我的心情異常激動。心想多年來一貫本著當年（1935年）向李某申請入黨時，李同志所指示的——以經商來維持七口人的生活、孩子們的培育和幫助革命工作的宗旨做的。今天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