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我曾誠懇地寫了一封信，勸楊虎千萬不要和陶聖安復婚上當。吳克堅又三次約他吃飯想挽救他，判刑後安排他住院，你又去醫院兩次勸他。這些，黨和政府對他已仁至義盡。」
四、遷居北京
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過去有幾個朝代在北京建都，現在是全國人民的政治文化中心，是全國人民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土嚮往的地方。過去我到過北京，當時所見印象最深的是人煙稀少，塵灰滿城，晴天腳下地便一陣煙土，雨天則滿鞋是泥漿。真是無風三尺土、微雨一街泥。婦女們上街必須用紗巾蓋面，小衚衕多如牛毛數不清，因而交通工具只有能坐一人的、狹窄的小三輪車才能透過。居民住房，除東交民巷有外國人蓋的洋房外，整個城內幾乎都是矮的、小的、舊的、破爛不堪的平房。甚至商店門面房亦復如此。北京城的今昔相比天淵之別。所以，現在我愛北京。因想到我離滬後，對所擔任的職位無甚妨礙，且子女又都陸續由滬轉來北京工作。遷居北京，對工作生活能相互照顧，遂於1960年底，我由滬遷往北京。我到北京站時，全國政協特派聯絡處趙公勤同志來接我到金魚衚衕和平賓館住下（當時無合適的住房、暫住這裡）。記得小趙為我拿行李，他進房靠裡面床沿坐下，累得說不出話，直喘氣。那時，趙同志還是一位親切活潑的小夥子，光陰似箭轉瞬間他已退休，我則耄耋老人矣！
五、上海招商局陳天駿先生
1961年春的一天，見天氣晴朗正想出外散步。不料原上海招商局船長陳天駿（號肅亮）先生突然進門。他放下柺杖坐下，滿面愁容，並不寒暄，直截了當地說：
「董大姐，我有件事想了好幾天，只有求您幫助。」暗想：他原在上海是錦江座上客、知名人士，可是我和他素無私人交情，何以來求我？我問：「陳先生您家住在何處？」「住東華門孔德東巷六號，幾間小平房裡。」「您有什麼困難事？請說吧！」
他說：「我在交通部遠洋局任總工程師，月薪二百八十元。1957年鳴放時，我說錯了話，被劃為右派，下放街道了。從此，一文不入，生活發生困難。一家老小八九口人，最小的女兒只八歲，全靠長子每晨去街戶人家送牛奶，與我愛人每天去皮鞋攤上修鞋，月入十八元補貼開支。愛人雙手經常磨出血，帶著血跡回來，這樣的生活已過了三年多。現在可賣的都變賣了，僅靠母子二人這點收入，怎能過活呢？已到了山窮水盡無路可走的地步。聞您到京，特來求您。」我說：「您是上海招商局的船長，航海界有名望的人，解放後，怎麼會到交通部工作的呢？」他說：「說來話長，我在香港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鬥爭，於1950年11月，從香港將招商局的十三艘輪船和船員起義回來後，被分配在交通部遠洋局工作的。報刊有登載、周總理有書面表揚。因此派任此職。」我問：1957年嗚放時，你說了什麼呢？」
「我說原在香港時候講好的待遇，如子女讀書、居住、工資等都未兌現。」「右派是敵我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每月應有三十元生活費，你有嗎？」我問。
「從未給過。」聽完他的一番話，覺得如此有功之人這樣對待，有損統戰政策。我倆彼此沉默片刻。我說：「陳先生，您的問題，首先要摘掉右派帽子。但是您的關係已落到居民委員會了，比較困難。」當時，我邊做他的思想工作，邊勸他勤勞街道工作，改造自己，按毛主席講的——做有勞動觀唸的知識分子。同時告訴他在街道上應做些什麼。如每天清晨掃街，主動地按辦公時間到居委會幫助她們做些文書工作。叫你做什麼，就做。只要勤勞，群眾眼睛是雪亮的。我想這樣，一年之後居委會會給你摘帽的。那時，請您將十三艘船起義的所有證件和周總理的表揚照片統統帶來。我代您向上反映。」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