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執一所說的以上事跡，除對陳同生、曹荻秋、李亞農、李亞群四位同志記得外，李一氓、李初梨同志有過什麼幫助、聯絡全忘了。
曹國斌同志（又名曹覺，解放後名張銘，湖南人、工人出身、中共黨員，解放後任中南局武漢市委組織部部長，中南監察委員會秘書長與副主任）在錦江開門後，經鍾南夫同志介紹，他每天晚上來錦江倒雜菜[注]。曹國斌同志每天把錦江剩餘的雜萊加工後，挑去法租界斜橋總會附近，廉價賣給黃包車夫及其他苦力吃。他藉此作為生活費用，而苦力們亦得到營養豐富而熱乎乎的菜食。曹國斌同志已於1959年去世！惜矣！
李亞群同志好像是四川人。1935年紅軍長徵時，他領導暴動失敗後，到上海找黨的關係時，在錦江當過服務員。找到了關係後，於1937年在張執一同志的領導下去延安了。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四川成都、瀘州、重慶、北碚歷任中心縣委書記。
1942年在桂林時，他告訴徐鳴同志（中共黨員）說：「錦江老闆娘董竹君有本事，人又好，對同志們又好，我很佩服她。」在錦江當服務員後的這段事跡，是徐鳴同志在1988年春來北京我家裡，國瑛女在場，大家聊天時談到的，我是忘記了。李亞群同志在1977年逝世。
我從「錦江」開門前後，一直經常接觸一些青年，對他們的政治思想方面啟發誘導，在經濟上總是盡力給予幫助。如：
四川人楊慧琳，1934年她十五歲時，正在上海讀中學。她遵父親楊吉甫先生（即楊伯謙，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他曾參加過國共第一次合作，他與吳玉章老是好友）吩咐，常來我家。據她自己告訴我說，「當時我經常啟發鼓勵她，婦女應自強獨立，關心國家大事。並介紹德國作家倍倍爾著作《婦人與社會》一書，使她懂得更多的革命道理。她不久參加了進步學生組織的讀書會和抗日救亡活動等。
說我一直鼓勵支援她。後來楊慧琳在1938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解放後，任貴州文化局局長，現已離休。
楊慧琳在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派去香港工作。在她的工作方面，我給了她許多鼓勵和支援。1935年夏，日本侵佔華北，全國激憤，楊慧琳和青年們組織了學生會進行抗日宣傳。秋季又組織了上海中學生救國聯合會，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活動，我亦給以許多支援。
當時，錦江不但隨時免費供應楊慧琳等工作人員的飯餐，還為她們組織遊行示威和各種集會、碰頭、開會，提供了適當安全的房間。當時，來錦江吃飯、活動次數最多的有中學學聯主席韓素芳和另一負責人馬寅。
在「錦江」工作的四川人曾挺凡（參加新四軍後改名陳寄峰，後加入中國共產黨）願去東北解放區工作，我給他準備一切，並給以路費。
在抗戰初期，某年1月2日，有位陌生青年突然來到上海凡爾登花園家裡，在客堂交談之後，才知道他是國瓊在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同學劉振漢。是一位有志愛國的學生（解放後在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任教，後聞在四川成都音樂學院聲樂系任教），因缺乏路費，無法去內地學習和找工作，想以小提琴向我抵押六十元。次日我給他錢，並叮囑他把小提琴還是帶走，沿途若遇困難還可派用。並啟發他對社會不良的現象，要從本質上有個正確的認識。他掉下眼淚說：「耶穌聖誕晚上，大雪紛飛，我在你們家大門口，老見你們的客人不走，同時，也不知你願不願幫助，始終未敢敲門，徘徊到深夜，冷得牙齒發抖。」當時他那種神態和心情，給予我強烈的印象。
我感嘆著，社會制度不改變，成千成萬這樣的青年是永遠無出路的。
早在劉振漢這事之前，有一天國瓊從學校回家，告訴我一件事，她說：「中午在學校飯堂吃午飯，聽鄰桌飯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