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住了幾年，懂得了好些人間事和國家大事。在回國的途中心情頗為複雜沉重，想到丈夫目前在做什麼事？他比我大十二歲，他是否要我協助為國家做些事？老家會不會喜歡我？因而沒有來時那樣高興，對海上風光也無心欣賞，終日默默無言。
二、聽雙親敘別情
從日本東京乘輪船到達上海後，住在一家旅館裡（名字忘了），趁此機會約雙親、姨媽們來見面。她們都來了，母親頗瘦，精神還好，動作依然敏捷。姨母大概是吸鴉片煙之故很瘦弱。父親顯得老多了。大家淚水滿面。母親邊哭邊說：「天啊！
好容易見到你了。阿媛呀！幾年不見了，一直不知道你的詳細情況，我們是多麼想念你！」姨母說：「你母親常常哭，你父親經常嘆氣，大家都擔心你，不知道你到底怎麼嘞。夏爺（她們還是叫他夏爺）待你好嗎？他為什麼不同你一起回國？」我說：「他早已回國了，現在四川替國家做事。我是因為要在日本念書，現在他父親病重，叫我立刻回川。所以我們回國了，還要去四川老家。有時我匯給你們的生活補貼有無收到？」母親說：「幸虧你寄錢給我們，不然生活更困難了。」我向母親問起二叔、三叔、姨父們的情況，母親說：「二叔夫婦全家還是在賣報。因為他們總是準時送到各戶，所以，訂戶越來越多，雖辛苦些，還夠開支。三叔叔還是在推獨輪小車，有時推運貨物，有時推送行人。不管是推貨、推人，總要花很多力氣，賺的錢也不多。三叔是夠苦的，年紀已不小了，還沒有錢付老婆，我們自顧不暇，也照顧不了他。這些事談起來心酸。」姨母說：「你的姨父因身體不好吸上鴉片，連我也帶上了。紙紮店[注]的生意也不好，師傅的工錢經常付不出。」我又問：
「馬路街道還有叫花子討飯的嗎？」母親姨母同聲說：「怎麼沒有，縫窮[注]和帶著幾個孩子討飯的到處都有。有些叫花子不讓去大餐館，在小飯店門口等客人們散了，進去向店主討些湯湯水水。」我又問：「丟在街頭路角家戶門口的私生子還是滿多嗎？」「當然還是經常有的。插根標籤賣孩子的照樣有。你還記得嗎？有個討飯的穿一身破爛衣服，下身用幾片破布圍著，連褲子都沒有一條，大家叫他阿憨，多年來每天夜裡總要在幾條長三堂子弄裡，轉來跑去，放開嗓子，大聲叫道：『做做好事，冷粥冷飯。』即使在嚴冬寒夜亦是這樣叫喊。這人還活著嘞。」我聽了母親、姨母的這番講述，很難過。特別可憐阿憨，他的形象，他那淒涼的叫喊聲，現還縈繞耳際。啊！世上窮人何時能翻身？你去了日本幾年，上海還是老樣子，窮人還是窮，富人還是有錢。我問：「外國人還欺負百姓嗎？」姨母回答：「當然有，像外國水兵坐了黃包車，不給錢或給少了，車夫當然要向他們討的，水兵不但不添分文，反而提起腳狠狠地踢車夫……」這是什麼世道！老百姓總有一天會見光明！
我想。我們七拉八扯，父親卻眼眶潤濕，沉默不言。四弟夏西逵在旁聽而不語。國瓊女兒很老實，在她眼裡都是些陌生人。我—一指點要她叫人，她只是緊貼在我身旁，眼睛來回不停地注視著外婆她們。我們談了一陣，吃過飯。飯後我對母親說：
「你放心，待我先去四川老家看看，慢慢一定接你們到四川去，那時候大家在一起了，過些好日子吧。」我說完這句，母親又淌淚了。姨母勸她：「不要再難過，有希望了。」啊！我們在彼此的淚水中再次分離。
三、到達四川重慶
我帶了孩子和四小叔乘長江輪船到達四川重慶。我們坐在轎子裡，由臨江門碼頭從下而上約有一百多梯階才到達坡上平地馬路，轎夫滿臉大汗，這是我到四川的第一個不愉快的感覺。丈夫派了一位勤務兵和家裡的兩個丫頭來接我。勤務兵叫盧炳章，生得矮胖胖的，戴了一頂作為護國軍標誌的灰色紅邊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