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指的這件事。楊吉甫經常和妻子來夏家聊天玩耍，友誼頗深。關於這件事，當時我覺得一位留美經濟學博士回國後，居然會找不到工作還受侮辱，很為他不平。
現在回想起來，這也不足為怪。在那種社會制度下，像他這種遭遇的人，又何止萬千？！當時我每天耳聞目睹的都是一片烏煙瘴氣。覺得中國與日本社會迥然不同，多麼落後。加上夏家六房人，大都是整天不務正業，坐吃山空的角色，子女也跟不上時代，受不到新教育，這樣下去，家庭前途不堪設想。
二、辦女子織襪廠與黃包車公司
由於我少年時候貧困生活的印象太深，所以十分同情勞苦人民。以後，又受了日本明治維新後「大正」年間的所謂剷除封建思想的新教育影響，加上「五四」運動後，我常在書刊上看到和聽到談起的女權、女子職業等這些問題，很是興奮。自己也深深地體會到生活在這種男子為中心的社會裡，不管是富人還是窮人，女人總是沒有真正地位的。如果經濟不獨立，就談不上什麼「女權」。所以想辦一個女子織襪廠，改變四川閉塞的風氣。那時候，成都開設了幾家黃包車公司。我聽說黃包車的租價很高，窮人們有時拉一天都不夠交車租。我很為他們不平，就聯想到幼時父親拉黃包車也受盡這種高租的苦惱，所以，我要辦一個以低價出租的黃包車公司。
我若能辦成這兩件事，為婦女、窮苦人做點事外，還可以賺錢為家庭經濟開啟一條出路，在舊家庭裡起到示範作用；顯示一下婦女同樣有賺錢的本事，和男子一樣可以獨立創辦企業。
但是怎麼和丈夫說呢？我考慮再三，最後，就這樣告訴他：「為了增加家庭收入，我願辦這兩件事，你看怎麼樣？」他一聽，可以賺錢，居然答應了。這時，大約是1923年至1924年（民國十三年）。此後，他仍舊抽他的鴉片煙，打他的牌。我就謝絕一切無聊的應酬，開始在正屋後面，把原來的馬廄、豬圈全部拆除，加上些空地，開辦了「富樣女子織襪廠」，門市部設在東勝街，聘請了兩位男師傅，女工都是附近貧苦人家的女子。我經常叮囑她們；好好努力，學會本事，自己若能在經濟上獨立，要花錢自己有，多麼自由，誰也不敢隨便欺侮你們。我當時認為婦女只要有了職業，在經濟上能夠獨立，就能男女平等了。這家庭女子織襪廠，當時在成都還是創舉。記得國民黨人來我家，時常贊道：「你們家裡前面琅琅讀書聲，後面一片織機聲，真是朝氣蓬勃，好一個文明的家庭。」心想：唯一可惜的，便是還夾雜著煙盤旁邊的雀牌聲。
約在1926年，我在隔街的少城桂花巷租進房子，創辦飛鷹黃包車公司，由我父母協助經營。雙親雖在嚴寒冰凍天氣，也起早睡晚，從不懈怠，出力很多。我也每天矇矇亮起床到公司去，把板凳放在門口，站在凳上給黃包車夫們講話，教導他們怎樣注意出汗後不受涼，避免生病；如何對待顧客，怎樣使車身、車墊、制服等經常保持乾淨。告訴他們如能做到這樣，既可吸引乘客，多做生意，還可影響別的公司改良經營，減低車租，讓所有拉車人多得收入。他們因為我這家公司車租低，修理費與制服費由公司出錢；拉車
的得病、負傷，由公司負擔醫藥費；有時付不出車租，還可以免付或分期付清。因此，都極願租拉飛鷹公司的車子，並自願遵守規章制度。那時候，我每天的工作是處理飛鷹公司和富群女子織襪廠的業務。仍然還要照管家中的日常事務如家中清潔衛生、三餐廚務、登記田戶帳冊、銀錢收入等帳務工作、人客來往、外出應酬，還侍候丈夫和孩子們的飲食起居。甚至小輩們臨睡前刷拍衣履，週末洗澡我也親自幫助，藉以示範，養成大家愛好清潔衛生的習慣。對於孩子們的新教育我極為注意，從不讓孩子們接近煙盤、麻雀牌。總之外交內政一人負責，每天都是這樣忙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