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心裡真是有些彆扭。榮德生辦公室很闊氣，紅木傢俱、地毯、一個大紅木辦公桌橫斜向門放著……
榮德生約五十歲左右，身材中等以上，看上去很健康，態度從容，說話慢吞吞的。他看過戴季陶的介紹信和紗管樣品後說：「雖然是小型工廠出品，東西做得的確不錯。」在這一剎那間我突然感到無限的光芒呈現在面前，覺得工廠從此有了前途，心裡真是難以形容的高興。但他又接著說：「你把樣品留在這裡，等我們考慮後，寫信告訴你。」從他的態度、語氣間，我覺察到是不會向我廠訂貨的。又頓時感到無比的失望，幾乎流出眼淚，沒有和他打招呼拿了皮包轉身就走了。
為了充實資本，圖謀發展，我邀請某銀行投資或者把廠作抵押貸款。但那時候上海女子創辦工廠獨我一個，人們對女子辦工廠很不信任。該行負責人在參觀群益，盤問一番後，終於遭到了他們的白眼。這件事本來是自討沒趣，銀行家怎麼會來幫助我這樣的女子和這樣的小工廠呢。
戴季陶誠心助我未成，我仍然感謝他的。這裡順便寫幾句有關戴季陶事。戴季陶有學問，學者修養頗深，信佛教，可惜在政治上陷入歧途。據聞當年他在印度、緬甸講學受到甘地、泰戈爾等人的禮遇。由印度回國後住四川成都棗子巷老家。當時他的生活一切費用均由向育仁（名傳義）軍長負責辦理照顧。1949年2月11日，解放軍南下後，他不願去臺灣，在廣州自殺身亡。
去菲律賓招股 辦廠後，我帶著孩子們與雙親分開，另租法租界麥色爾蒂羅路（現名興安路）三德坊兩間亭子間住下。二房東福建人莊希泉，進步人士。身材中上，相貌端正，口才好，性格豪放，為人極其正直、熱情、講義氣。他喜歡喝啤酒、游泳。他和夫人餘佩皋在上海主辦曙光公學校。同住房客有兩位福建人張殊明、張昭明，協助他辦曙光公學（張昭明是中共黨員）。還有張殊明的胞弟張楚琨，中等身材，長相英俊，面板白白，雙目炯炯，嗓音清脆，話不多（為革命寫文章、做僑務工作，解放後任廈門市長、全國政協委員，現任全國政協常委），為人熱誠，重情義，當時他住別處，常來探望哥哥和我們。我和孩子們都稱他小張先生。我們很親切地交往，現在已是全家六十多年的老朋友了。我移住在這裡覺得很愉快，白天去廠裡辦公，晚上回來得早的話，大家談論時事和革命理論。張昭明因政治活動受到當局威脅，在政治和生活上都難以立足於上海了。經我們介紹他去菲律賓馬尼拉一個小學裡擔任校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馬尼拉不幸死於日軍槍下。哀矣！
當時二房東莊希泉（做華僑工作，解放後任全國僑聯主席，晚年入中國共產黨）曾一度介紹我去廈門，擔任廈南女中校長。我因群益廠故不能分身，便轉介紹文興哲母親去了。文母為減輕我的負擔，把四女國璋帶去撫養了一個時期。1931年春，透過莊希泉他們逐漸結識了由馬尼拉來上海遊玩的好幾位華僑，有林朝聘、陳清泉、盧玉質（號文彬）等。這些華僑都是菲律賓馬尼拉香菸廠和菲律賓達窩（davao）省麻廠的股東、經理，亦是菲律賓馬尼拉社會知名人士。我和他們一接觸，覺得他們很開朗、直爽、熱誠，封建意識少，愛國心重，事業心強，對女子辦企業、開廠敬重。和他們來往做朋友，感覺到很輕鬆愉快，並且我認為他們能和我在事業方面合作。
這些華僑朋友都去群益紗管廠參觀過，對女子能辦工廠而且辦得不錯，感到驚訝。於是他們鼓勵我去南洋招股擴廠。我暗想女子會辦廠的很多，就是因為不良的社會制度，不知埋沒了多少女子的才能啊！
透過這幾位華僑朋友，我就於1931年春乘荷蘭爪哇輪船公司的船去菲律賓馬尼拉住了將近一個月，招得近一萬元的股子，回來就把廠擴大了。佔地四畝，比較像一個中型工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