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森（尊記）印務局經營一年有餘，我對所有承印的雜誌、書報社的支援是全面的，他們經費都相當困難，有的幾乎全無著落，在這一較長的時期裡，協森的經濟周轉全靠錦江川菜館、茶室隨時調撥資助。在協森承印的七個出版社中，協森經常代墊紙張，印工都在出版後償付，由於雜誌銷售結帳有困難，如《生活知識》等的賒欠帳款，在協森歇業時都沒有償付，就作為壞帳處理了。
生活知識社經濟困難，工資都發不出，我就在暗中資助、貼補。上海書屋（主持人楊叔敏）出版銷售的《新音樂》（主編李陵）在協森承印時，我們主動降低排印工價以幫助《新音樂》降低成本。
《新音樂》為《黃河大合唱》（抗戰勝利後上海是第一次出版）出了專輯。
《新文化》用轉載的方式，全文刊出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抗戰後第一次登出。這在蔣管區上海傳播解放區文藝、理論也是第一次。
為了開通發行渠道，由戚原和書局曹某與程克祥合作，由我資助在哈同路（現名同仁路）開設中蘇文化書店。又向上海書報聯合發行所投資。1947年形勢逆轉，國共關係緊張，當時蘇聯大使館向地下市委宣傳部姚溱同志提出意見，認為未經蘇聯方面同意擅用「中蘇」名義，甚為不妥。根據當時局勢與有面目不清的人常到書店鬼混等情況，我們主動收回了書報聯合發行所的投資，關閉了中蘇文化書店。剩餘的書籍全暗藏在上海邁爾西愛路一六三弄六號我家裡的汽車間裡了。
1946年下半年，內戰從關外打起發展為全面內戰。11月國共關係破裂，中共駐京、滬代表辦事處先後撤回延安。上海局勢日趨嚴重。國民黨對輿論、民主的壓制，日漸公開化。
上海地下黨領導張執一、張登（又名沙文漢）等，專門研究了「協森」面臨的問題，認為地下黨的書刊、雜誌太集中於「協森」一處。一旦「協森」受到打擊牽涉面太大，很不安全，為此相應採取了分散措施，《人人週刊》、《新文化》先後停刊。《時代學生》、《生活知識》都離開「協森」到「富通印刷廠」、「藝文印刷公司」等處印刷。到1947年春「協森」已只剩下一個中國燈塔出版社的「燈塔小叢書」，這時程克樣已離滬，燈塔出版社實際上成了印刷廠的出版社，小叢書印好後有人來取走，實際上轉入秘密傳送。
內戰全面大打，「協森」處境不利，嵩山路警察局特高科長（戴笠的徒弟）藉故到「協森」找經理談話，種種跡象表明，「協森」已不宜存在下去了。
張執一同志根據得到的情況判斷，經研究決定將「協森」停歇、轉移，開設股份有限公司。把印刷廠辦的更大，表面上為純商業性質的企業。並以此掩護黨的地下工作。
六、增資開辦美文印刷廠
繼後再從錦江抽資和協森賣得的五十兩黃金，以及外股約共八十多兩黃金，盤人福履理路（現名建國西路）六十九號育才印刷廠的全部生產機器裝置。改名「美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大約在1947年8月正式開業，公開經營。投資股東記得有蔡秉樵、柴俊吉、伍維武、陳文理等，田雲樵代表黨也投資五百元（當時幣值）。在協森的骨幹人員胡大章、楊志清、老工人陳藹根、學徒餘誠忠、陳林泉都轉來美文任職。
「美文」突出商業性質，按黨的領導指示儘可能辦成灰色，但我們也為張自忠將軍印了一冊畫傳，再版了魯迅著的《吶喊》、《彷徨》、《野草》等書。為作家書屋再版了《誰之罪》、《紅與黑》。這些書一般都是文藝創作，政治色彩不像協森所印的書那麼紅。
我們請了股東陳文理兼任經理（陳文理是上海灘上僅次於杜月笙的黃金榮的帳房）管理工廠業務。「美文」的工人職員大都任地下黨的隱蔽工作，有的在地下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