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好幾天，最後判決我是「政治嫌疑犯」，取保釋放。我就這樣度過了從監獄到釋放的四個多月不算短的黑夜。當時為我擔保的是一位福建人石霜湖醫師。對石先生的膽大義助，一直銘記在心。
誰料，這件事後給我帶來了一連串的苦難。尤其是雙親，為我長期失業，一家人生活無著而憂愁成疾，先後逝世。
那時國民政府內部互相傾軋，十九路軍仍在閘北抗日，尚未撤出崑山。蔣介石和十九路軍磨擦；寧方與粵方磨擦；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孫科、馮玉祥等鬧得一團糟。南京政府群龍無首，蔣將各部院暫移西安，召開國難會議＼其實是變相逃難）。蔣一方面用軍隊壓制十九路軍，一方面利用汪與政學系拉攏桂系對抗廣東派，同時利用汪與政學系親日的關係對日投降。上海警備司令戴戟是十九路軍方面的人，公安局長是孫科方面的人，都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故無心去管防共的事情了。南京政府所有一二等頭子都忙於鬼打架的事，弄得下面專責防共的小頭目也無心「搞專業」了。對法捕房及法院辦理政治犯的事，更不加以注意了。所以，法捕房人員才能隨便受賄草草了事。否則，即使不被淤滬警備司令部引渡，也得吃上好幾年官司。這是當時朋友們的分析推測。
二、赴杭州避風
帶三孩躲杭州出獄後才知道，國民黨會同法租界捕房事先早有佈置，趁慶祝十九路軍打勝仗的機會，來一次總搜查。分頭派人拿了名單去各里弄抓人，據說連抓幾天。由於當時我所允給法捕房的二千多元賄賂不過是張嘴上空頭支票。哪裡來這筆錢呢？所以不敢回家，就在浙江大戲院對面小惠中旅館樓下，開了一個小房間，換下一身蝨子衣履，請石霜湖醫師給我醫治在獄中得的風濕疾病。並向國瓊女問及家中一切和群益工廠情況。國瓊女告知：「媽媽入獄後不久，家就搬到福履理路（現名建國西路）資敬坊一號。因為那時再在花園坊住下去，對家人安全都極不利。
媽媽委託張寶記舅舅代為結束群益工廠。他聞媽媽犯案嚴重，要槍決的。他就想把工廠改為其他行業，但工人們堅決不同意，反而要他把被炸的機器和餘貨快點出售，先營救董先生出獄後再說，工人們並說：她家裡老小的生活也該接濟。但是一直不見動靜。家裡六口人的伙食無處可求，又無值錢的東西押賣，外公、外婆和妹妹們老哭。不過媽媽不要擔心，總不會餓死的。我要分出些時間，當家庭鋼琴教師。」
說著，母親進來了，「阿媛啊，讓你吃了苦，那包宣傳品為什麼要放到你有兩老四個孩子的家裡來呢？」她老人家喘口氣，又說：「要是你不出來，我們老小六人怎麼辦？」「媽媽！不要這樣說，我不是出來了嗎？讓你老人家著急。」
我想躲避一下受賄的人，氣還未喘定，當晚8時左右，四川人張進之來告知：據他朋友趙伯中的父親（法捕房的檢察長）說，又有什麼案子牽涉到我了，又說孩子的父親將派人來滬接他們回四川了，叫我趕快躲開。我在層層黑雲的重壓下，當晚11點鐘左右外面下著傾盆大雨，把國琇、國瑛、國璋三個孩子從務本小學校睡夢中硬請假接回來，立刻就搭火車去杭州。住在西湖風林寺旁的「陶社」隱蔽。這是1932年夏天的事。
這張照片是在上海解放後，與國瑛女在杭州合影，現在是杭州飯店的基地，一部分便是「陶社」原址。
到杭州後，接到國瓊女和友人們的信說：「我們走後，法捕房來家裡勒索錢的人有好幾個。姓劉的大怒，說他上當了。陳志皋律師則逼著大女交出租來的一架鋼琴，抵作餘欠的三百元訴訟費，幸虧國瓊女的一位青年朋友謝濤（他的哥哥軍界有些勢力）擋住了。家裡被鬧得一塌糊塗。因此，又偷偷地搬到辣裴德路（現名復興西路）桃源村了。好久以後，友人（姓名想不起了）又來信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