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運用唯物辯證法處理矛盾，從而能在複雜的事物面前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並有了克服困難的精神支柱。所以，我從不因被曲解而改變初衷，不因冷落而懷疑信念，亦不因年邁而放慢步伐。
1927年國共第一次分裂，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件時，我營救了四川成都師範大學學生文興哲。1930年秋至1935年我創辦群益紗管廠、錦江川菜館和茶室，直至解放。在這段時期為黨的事業出資、出力，開展了革命的地下工作。
1950年，上海市委和上海公安局，為了中央領導同志在剛解放的上海工作方便及國際友人來訪時有個安全的食宿場所，我就奉命將錦江餐館和錦江茶室遷移擴大為錦江飯店。1951年6月9日，我主持舉行了正式擴大的開幕典禮。我任董事長兼經理。
自從1930年在滬開始參與黨的地下工作後，我對黨的事業是忠心耿耿，即使在「一二八」事件，在滬被捕入獄四個月及在十年浩劫身陷囹圄五年餘，對黨的信念亦從未有過動搖。我的子女們與我血肉相連，患難與共，他們的愛國思想與我一脈相通，也曾做過不少有益於人民的工作。
嚴格地說，幾十年為黨的事業所做的一切工作是微不足道的，它在革命的洪流中不過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新中國成立後，我和子女們原想為振興中華大幹一番，但因客觀原因與個人能力所限，們心自問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初衷願望呢？
春秋代序，九十餘年的時光轉瞬飛逝。回首自己過去的各個階段：從幼年起，自己像是在夢魘中度過。童年時代就失去了歡樂。尤其是青年時期，撫育後代、孝養雙親的重擔壓在身上，真所謂歷盡人間憂患了。當我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步步維艱的時候，怎麼也想不到會在晚年的歲月裡坐下來從頭至尾寫下自己的一生。因此，無論在革命工作或其他方面，就極少留存什麼有助於寫這份回憶的材料（原存照片、少許資料、書、畫都在「文革」中被抄走及燒掉了）。在十年浩劫中被強押入獄隔離審查時，勒令我從有記憶力開始寫到入獄為止，同樣材料連寫好幾次，這逼使我比較有系統地回憶自己以往走過的道路。我不得不靠自己殘缺不全的記憶一點一滴地把它記述下來。壞事變好事，它給我寫這份回憶錄大有幫助。這份回憶錄斷斷續續地總算勉強草成。由於外來事務的幹擾和自己體弱多病，以致花費的時間不短，但對於初出茅廬就寫作長篇文字的我來說，自以為是竭盡心力了。
另外，為了敘述的方便，有些地方採取了對話，當時的遣詞用語與我的記述難免有出入，但我深信這樣做是無損原意的。
執筆之初，我原想以批評的角度來回敘過去，一方面限於時間和精力，更主要的是我考慮到還是首先應該把當時的想法和做法如實地記述下來較好。這樣雖有它的不足之處，但能看清楚我過去步履的痕跡。無論是對的或是錯的，都是一生中的實情。基於這理由，我就不願放棄紀實的寫法，因而就這樣粗線條地寫下去了。寫得極其粗糙，故這份自傳體回憶錄只能說是概括性的，並因事近百年，年邁體弱，記憶力衰退，時序的前後，記錯或遺漏的事情肯定是不少的。希望過去工作上有關係的同志們及親友們予以補充教正，使這份回憶漸臻完整，這是我誠懇的願望。同時我也深切地希望今日沐浴於陽光下的青年們，尤其是我的子孫後代，能從這份僅如滄海之一粟的自傳體回憶錄中看出舊時代裡國家不獨立、民族不解放、人民無自由、婦女更無起碼的權益，中國人被稱為東亞病夫，長期遭受剝削、蹂躪和舊社會的魑魅搏人是多麼猙獰可怕啊！
解放後，雖由於在一些重大政策問題上失誤，影響了建設的速度，尤其是在「文革」中，使精神物質兩個文明大傷元氣。但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改革開放為決策後，國家建設逐步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