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過去漫長的歲月裡，從一個籠子跳出又人了第二個籠子。那時的年月裡，我的自由在哪裡？我常念著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一首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不久，經國瓊的音樂教師張景卿介紹，認識了女共產黨員四川人鄭德音（又名倚虹，解放後任北京第三女中校長，1954年病故在北京）和蒲振聲（共產黨員）二人。透過鄭德音又認識她的胞弟鄭志（又名沙梅），沙梅年約二十歲，身材不高，面板稍黃，兩眼有神，性格剛強，說話起勁時候臉紅耳赤，口沫四濺，為人坦率、真誠，一位熱血青年。那時候，他是靠近共產黨的進步學生，在音專念書。鄭德音長得身材矮小，鴨蛋臉，口才好。對人誠懇、重情義。蒲振聲中等身材，扁圓臉，近視眼，戴副眼鏡，她比鄭德音冷靜深刻。她倆都是二十幾歲。她們二人理論較高，有社會經驗，看問題尖銳。她們到上海蒲石路漁陽裡二號二叔叔家來看我的時候，說是聽說四川有位夏之時都督的太太帶了兒女們離家出走，成都社會轟動了，四川小報上有登載，她們看了很驚奇，所以託了張景卿介紹來看看我。我們一見如故，非常高興，好像無話不可說。我就詳詳細細地把自己的身世和為什麼要出走和夏之時離婚，想在社會上做些對國家百姓有益的事和培養、教育兒女等等，都講給她們聽。她們表示很同情我，很贊成、佩服我這種決心，給了我許多鼓勵。她們對我說：
「你像娜拉一樣，由家庭出走，這是很不容易的。不過，要有毅力、要發奮圖強，自力更生。娜拉出走後沒有下文。至於你，就看你怎樣選擇將來的道路了。」她們還說：「你能出夏家門，這是你爭取自由的第一步。你為爭取自由兩次跳出火坑，真是中國的好女性。」我覺得她們真可愛、可敬、真親熱，就像自己的親姐妹一樣。
她們又問我看過些什麼進步的書。我說在四川的時候看過些文藝書籍，如革拉特考夫著的《土敏土》，郭沫若著的和譯的《三個叛逆的女性》、《落葉》、《女神》、《塔》、《瓶》、《少年維特之煩惱》，易卜生著的《娜拉》等等。文興哲也曾介紹給我一些社會科學書，如河上肇著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此後，她們就常常送書給我看。其中我能記得的有德國倍倍爾著的《婦人與社會》、恩格斯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普列漢諾夫著的《歷史唯物論》、辛克萊著的《屠場》、高爾基著的《母親》、羅曼·羅蘭著的《愛與死之角逐》等等。我告訴她們：
當我看了高爾基的《母親》後，才深深體會到自己母親過去經常要發脾氣的原因和心情了。我記得我看《大眾哲學》、《歷史唯物論》的時候，激動得夜不欲眠，深深覺得書中對所有事物的分析判斷非常正確，這才是人類社會的真理，真正能夠給窮人找出路的。我過去一直這樣想：窮人一樣是個人，為什麼就該世世代代受苦受罪？人類必須相親相愛、沒有爭奪，把萬惡的私心斬除，以求世界大同，共同向大自然去鬥爭多麼好。可是，回憶起我的經歷，尤其是在四川的那些年，看到那個家庭周圍人們的生活太不像話了，一切言行都從私心二字出發。有些人我憎恨他們，因為他們像一群豺狼虎豹；有些人我可憐他們，因為他們像無知的螻蟻，他們不知道人應該過著怎樣的生活，應該怎樣才能得到真正愉快和幸福。
我看了這些書後，證實了自己那種朦朦朧朧的理想是對的。這些書進一步深刻告訴了我，社會上貧富懸殊不均的基本原因，以及改造這種現象必然要遵循的途徑。
我好像得到了指路明燈一樣，非常興奮。同時，我也明白了過去傾向日本明治維新後採取的資本主義制度和後來又相信三民主義，都不是完全正確的。它們固然在整個歷史發展的過程階段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們都不能徹底解決人民的痛苦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