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年，軍費開支525萬兩白銀，俸祿、修建800萬兩白銀，總計1300餘萬，也就是說，稅收已經不夠支出了。
至隆慶年間，稅收只夠每年維持前三月開支，後九個月都需要欠錢。
明朝的稅收危機可以說是自建國便留下了巨大的隱患，其造成的主要原因來自於兩個，即稅收不平均和土地兼併問題。
稅收不平均是在朱元璋平定張士誠之後就存在的，即對江南張士誠舊地的稅收普遍高於其他各省。
土地兼併問題是指明朝的皇帝、諸王、貴族、宦官侵佔土地的問題。例如在成祖朱棣時期便設立的皇莊，在弘治二年便有土地頃，皇莊5處；在弘治十八年以有皇莊30餘處，土地翻了數倍。
除此還有親王，明朝中葉的四川蜀王府的土地足足佔據了成都平原的十分之七，楚王更遍及湖光，在皇帝帶頭侵奪百姓土地的情況下，各地藩王更是拼命擴張。
另外還有貴族和宦官，在正統初年，駙馬趙輝侵佔民田3000畝，成化年間，周壽侵佔民田63頃。雲南沐王府侵佔田莊365頃，南京宦官侵佔民田畝。
這些都導致了百姓沒有可耕之田，成為了流民。據記載，洪武年間南直池州有270餘個裡，在正統年間戶口只餘3分之1，北直真定府逃亡流民達戶，浙江金華逃亡流民餘，台州逃亡餘戶，到正統年間，金華人口減少了五分之三，台州只剩三分之一。
這些流民往往扶老攜幼，沿途乞討住宿，據《明英宗實錄》記載，這些流民往往“採野菜、煮榆皮而食”“扶老攜幼，百十為群，沿途乞討。”
至萬曆年間，流民問題已經演化為統治危機。
在萬曆時期，稅收降低的更為嚴重，由於萬曆時期三大徵，欠下了鉅額軍費，萬曆採用了關卡徵稅的模式，每數百里就徵一次稅，這嚴重打擊了商業，致使商稅萎縮百分之三十七，商業萎縮百分之六十以上，數省商人幾乎絕跡。
相比於各封建王朝，明朝商稅顯然不算低，甚至可以稱之為橫徵暴斂，因此明朝自洪武年間，流民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流民數量增多，使得戶籍混亂，稅收無法進行。稅收一再降低，造成了明朝後期的財政危機。
雖然經過張居正的一條鞭法，讓萬曆朝的稅收有了氣色，在萬曆三十年達到了驚人的兩千萬兩白銀，可是萬曆後期，社會矛盾日益加重，天災不斷，讓稅收問題又凸顯了出來，去年整年稅收不過四百萬兩。
戶部國庫包括萬曆的內帑，現在都是缺錢的狀態，五萬兩雖然不多，可是這僅僅是一個小生意，並且也僅僅三個月而已。
聽這意思，這生意是一本萬利的，不亞於鹽稅鐵稅啊。
萬曆突然想到一個事，當時朱常瀛和朱由校過來說要將股份送給他呢，當時若是接了，這生意，是否自己也能分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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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旋即搖了搖頭，不論怎麼樣，和子孫搶生意這事做不得啊。
眾人從震驚中緩了過來，萬曆又開口道：“那糧食呢？這麼多人一路需要的糧食還有過冬的糧食，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啊。”
朱常瀛搖了搖朱由校，示意他說。
朱由校也知道這是朱常瀛給自己表現的機會呢，於是對著朱常瀛點了點頭，而後開口道：“皇爺爺，三四萬人數月甚至半年所需要的糧食，至少需要數萬石，現在一次性採購這麼多，很容易引起市場恐慌，更加可能引起糧食暴漲或者囤貨居奇，所以我們並沒有從市面上購買糧食，而是讓各路商人用糧食來充當玻璃的定金，並且說明只要陳糧。”
萬曆點頭，只要陳糧，確實是好辦法啊：“可是糧食一路運輸，損耗很大，需要的糧食可能會比你們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