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其一，以勞役刑為主體設定五刑。
按照喬琰的說法就是，在大漢的桓靈一帝當政期間，屢次出現大赦天下之事，
也有對各類罪行的贖死之法。
每年以金贖死、以縑贖死者不計其數。
可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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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能真正改變這些人的做派，也絲毫沒有讓犯罪違例之事有所減少。甚至還有人專門趕在平均一年就有一次的大赦之前犯案。
要不是因為黃巾之亂中的俘虜被充作戍邊，度遼將軍營與護烏桓校尉營中可能都沒有幾個刑徒。
這種寬宥的法令制度，做出改變的時間宜早不宜遲。
寫下了《四民月令》的崔寔，在他的另一本更出名的著作《政論》中提到：夫兵革國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法罰，敢有巧詐輒行之輩，罪勿以赦贖除，則吏敬其職，工慎其業。1
這句話也成為了喬琰用來引用的說辭。
故而在她上表之中所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大赦，權時之宜，非常典也。”2
大赦是權宜之計，贖死也同樣是權宜之計。
天子剛登基的大赦天下也就罷了，但在隨後的數年中她並不建議再出現此事。
雖不能叫做嚴刑峻法，但越是動亂之年也越需要框定規矩。
將《刑名》一則提前，並對刑罰做出對應的標準劃定，正是喬琰趕在農耕忙碌之前提出的訴求。
劉虞的賢德之名，必定會讓相應的律法推行，只要沒有超過一個度，就要相對來說容易得多。
起碼要比喬琰自己提出此法的推行容易。
至於度是什麼？
在喬琰給劉虞的奏表中寫道，文景時期所提出的廢除肉刑，當年如此，今時也如此，此為絕不能倒退回去的東西，肉刑的恥辱性特質，實為舊日陋習。
那何為這新明確的五刑？
便是將罪行按照輕重，劃分為笞、杖、徒、流、死五條。3
之所以取五這個數目，乃是因為昔年漢章帝在位時期，班固在《白虎通》中寫道，刑法以五為數，正對應了五行，雖然在漢律中沒有明確的五刑之名，但現在可以有了。
不過在對罪行的具體框定中，可以應對當今時局情況，進行適當的調整，不必過分從嚴。4
至於在細則上的劃定，可以令專擅此道的賢才進行制定。
這封奏表詳細到了明確的五刑劃分也就算了，連實行此事的人才都已在其中做出了推薦。
這讓接到這封奏表的劉虞很難不懷疑，喬琰是不是還只是在幷州做州牧的時候，就已經考慮到這件事了。
不過這個時候問這種問題顯然沒什麼意義。
劉虞聽著喬琰已說到了推薦執行此細則框定的人。
崔寔的侄子崔鈞。
陳紀的兒子陳群。
荀爽的侄子荀悅。
前兩人都已身在長安，唯獨第三者尚在隱居狀態。
但她與荀攸和荀彧都打聽過此人，此一人都對他推崇備至，且提到他對刑法與時弊都自有一套自己的見解，這樣的人正適合參與到此事之中。
() 喬琰又道：“不行大赦，嚴禁贖死贖罪，並非要以峻法治世。若能讓三州之地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便無所謂大赦之說。民若能安泰度日，吃飽穿暖，何必冒死觸犯刑律。”
“故而法令細則推陳出新的同時，關中的民生治理也需跟上腳步。距離春耕尚有三月，正是分發良種，教導耕作，發展民生之時。兩項並進，就並非倉促決斷的取禍之道。”
這項農耕推進的任務，執行者依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