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可是做都做了，那就請明辨是非吧。
以上所列舉的許多事實，也足以說明採取行動之所必要了。
到了二十八年秋至三十年冬這段時期，我們在上海的行動工作，雷厲風行，制裁的人數
增多，其一般地位則降低，這絕非濫殺，而是執行上級所制定的一項政策，政策的基本要求
則在於樹立聲威，以期產生嚇阻作用也。
驟風雨中沒有不挾帶塵沙的，行動案件多了，如果說每一個物件都萬惡不赦，毫無可恕
之處，那也不是絕對的。我們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旣然說到這一層，那麼就一道心靈上的
感受。
一個三軍統帥，在他一聲令下，可能會有成千上萬的人化為灰燼，相信，他是在奮勇殺
敵，多多益善。因為他根本不知道死傷的究竟是張三，還是李四，所以在心理上也不致有什
麼負擔。行動工作則不然，個個都是固定物件，雖兢兢然惟恐有誤，可是也不能說一無意外。
一旦發生了意外，除了責任之外，良心上又將何堪？
同志間，指揮或執行過行動工作的，在談論中偶而也會觸及此一問題，大多是不願深談，
像這種情形原因固然複雜，敢說，其中總有不安的成份。單以筆者所經歷過的事情來說，已
經足夠令人難堪的了，若是再多想想，那又何只難堪而已哉。
「北國鋤奸」、制裁共黨匪徒吉鴻昌一案，目標只在吉某一人，料不到中彈身死的卻是
劉紹勷。差誤究竟出在何處，所有的可能我們都已檢討過了，可是始終找不出一個正確的答
案。另一個問題是死者劉紹勷的身份：查證後才知道他是西南方面派到天津、參加反中央活
動的代表；本來，西南與中央就有許多風風雨雨，這麼一攪合，豈不是中央殺了西南的人？
其實，在事前，我們根本就沒有曉得劉紹勷到天津參加「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這回事，
從來也沒有奉到要制裁劉紹勷的命令，由於陰錯陽差，很可能導致更嚴重的誤會。
還有呢，有一年在上海，馬路上遇見了友人何君，彼此都瞭解對方的底細，也就沒有避
諱的敘敘舊。談下來，原來死在天津國民飯店的那位劉紹勷先生，就是何君的老泰山。這有
多麼尶尬。雖然我並沒有做錯什麼，可是我總覺得對我朋友不起。
另一件，發生在三十三年的上海，有一天我到馬霍路「餘祥琴律師事務所」去找餘祥琴
兄有事，可不是為了打官司。寫字間在樓上，後面有一間小客廳，是專為朋友們「辦事」而
設的。有時候聊天，有時候打牌，也進一步作為「密議」之所。這一天，在座的另有一人，
我不認識，於是餘祥琴兄為我介紹說：「這位是張法堯律師，我們是同夥。」緊接著他又加了
一句說：「你老兄知道，張律師的老太爺就是上海灘上赫赫有名的張嘯林張老……」
好了，我聽到這裡已經不自在了，擔心的是，張法堯如果脫口說一句：「家父遇害，原
來就是臺端的主使。」那時節，我雖然可以義正辭嚴的講上幾句，但終究不是一件大家愉快
的事。
七十三年元月，同難老友盛鬱（禮約）邀我一敘。盛禮約兄和我在上海、杭州共患難兩
年多，相處得很好，可以說頗有交情。在臺灣，他是大學教授、財稅專家、名會計師，各有
生活圈子，過從不算緊密。他約我見面，想必有所為也。其實，在沒有會晤之前，我已經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