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數百萬，而且百業輻輳，照想，其職工人口一定相當可觀，各行各業，不可勝數，如果單
靠戴先生電文中指定的那幾位先生，擔任名義上的職工會委員，再加上「上海區」遴選出來
的人參與其事，在過去毫無基礎的情況下，能夠運動起來嗎？不是我洩氣，從任何一個角度
看都不行，再說一句妄自菲薄的話，質與量全不夠。理智的分析，若一定要這麼做，首先要
羅致一班對這門工作有關係、有認識、有經驗的人，好好的規劃一下，擬訂一套做法，或許
尚可一試，惟其成敗，還在於得法不得法與努力不努力。這不過是我個人私底下的一種想法
和看法，可不敢公然的反應到上面去，也就是說，雖然心裡不以為然，可是也要硬著頭皮遵
照上級的指示辦理，作為一個地區負責人，這都是無可奈何的事。
兩次來電並在一起，都抄了一份交由張作興兄傳達給劉紹奎、劉俊卿二位了。至於虞洽
老和趙子剛那邊，則託由紹奎兄口頭轉告；法捕房的蔣福田是由「新一組」畢組長通知他的。
這件事初步只做到這個地步為止，而實際上並未採取行動，被通知的人也都沒有什麼反應。
照說，很可以由「上海區」主動的召集一次「談話會」或「籌備會」，因為大家集會不方便，
我也沒有積極的這麼做。無可諱言的，是我有主見，我終認為不會產生預期的效果。
再說「上海區」方面，如果要經營這件事，必須投入一部份人力，而現有的幾位助理書
記，已經被繁重的業務壓得透不過氣來，又何況他們對於這門工作專案也均非所長，就是想
派一個人去參與，也實在選拔不出。在我苦思之下，終於想出一個人來，不過，他今在何處，
則尚無所知。
這個人就是我們在南京洪公祠一起受特工訓練的戚南譜同學。二十一年冬天，我和戚南
譜、楊英三人，奉派前往北平建立工作，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就一直以蒐集社會情報為主要
任務，而參加了幫會活動。他是「社會化」的人物，在生活形態上容易和基層大眾接近，如
果請他來主持這部份工作，那又比我強得多了。於是打電報給戴先坐說明理由，請求調派戚
南譜同學到上海來主持此項工作。戴先生同意了，不久，戚南譜兄也到了上海。
我的作法是小吹小打，採低姿勢，不預備搞大規模的「職工運動」，也不打算組成空空
洞洞的「職工運動委員會」，但求侷限於情報活動範圍內，能在職工群眾中，安置一些有作
用的工作路線，於必要時得打入社會基層作為職業掩護也就可以了。假如果然發展下去能成
了氣候，對於職工運動發生相當的影響力，那該屬於一種意外的收穫；其實我不敢作如此的
奢望。
因此，「上海區」只在區本部之內增設了一個「工運辦公室」，由南譜兄負完全責任，與
其它部門不發生橫的關係。為了方便與上級通訊，調了一名譯電員配屬在「工運辦公室」裡，
聽南譜兄的指揮。在外勤方面，也只有「新一組」成立了一個「工運小組」，其它各隊組則
未作更張。我的原意是，一切要看南譜兄的開拓情況再作決定。
戚南譜兄主持的「工運辦公室」設在法租界拉都路的一幢公寓房子裡，他是帶著家眷來
的，所以用不著另找掩護，就這樣安頓下來了。這以後，一切都責付他主管，我偶而才和他
接觸一次，他倒是非常起勁的在那裡摸索著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