乏信心，旣不知擁護他的主張，亦不能和他共同進退；其實汪先生不問他提議手續之是否合
理，只怪中央的處分不當，是難得同志同情的，且和議主張，除陳公博、周佛海等幾個人，
在他離開重慶之前，簡直無人知道，又如何可以強人信服呢？」
以上「用五」先生所記，筆者認為可信，如用處理情報的方法加以研判，一樣的確實可
靠。從另一角度看，也比官方紀錄客觀。
基於上列各項事實──我們在河內所獲悉的和重慶各方面所透露的──就不難看出，此
際（二十八年元月中至二月底）的情勢是：中央方面很希望汪某能於早日離開河內轉赴歐洲，
並打銷他的談和之議，先「安分」一段時期再說，以免多生事非，而影響了抗戰前途。在汪
精衛這方面，他內心雖有意接受勸告離此他往，但在口頭上卻依然咬得很緊而堅持他的和議
主張，但在實際行為上，是處於踟躕與彷徨之中，頗有說不出、道不明之苦。這又為什麼？
最大的因素有二：一是來自日本，一是床頭絮語。
二十八年一月四日，日本近衛內閣垮臺，繼任的首相是平沼騏一郎，此人乃所謂國粹派
首領，與汪派主和的一些人物，均無淵源，一時之間，汪某頓失憑藉。而往返於日本、香港、
河內之間的日本「議和」者如影佐禎昭等，也由於來自國內的音信杳然，也不得不回國請示。
於是吊在河內的汪精衛，則大有被遺棄之感。有的說，日本新內閣正忙於調整它的內外政策；
也有的說，這是日本人對付汪某的一種手法，故意的不去理會他，這無妨比喻為買賣交易中
的「殺價」，或者形容為「欲擒故縱」。
寫完了這一段，筆者個人又有感觸，考慮了一下，還是說出來比較好，如果我不說，相
信就沒有人可以說了；一來是局外人將無從說起，再其次也的確無可置評。
說起來眞有幾分慚愧，在本書第二節汪精衛如何脫離重慶出走的那一段中，也曾明白交
代，汪的出走，絕不是政府當局有所縱容，確實是因為未加防範所致，其所以不予防範，是
因為他在黨國的資格太老了，身份地位太顯赫了，誰也料不到，他竟在暗中早已與敵方有了
勾搭。在上文中，筆者說過，這是情報活動的一大敗著，也是一個「盲點」，不僅僅軍統局
一個單位如此，相信所有負有情報蒐集責任的其它單位，也都一樣，此中包括專事國際情報
由王芄生主持的「國際問題研究所」在內。
前文中沒有提到的，在這裡應該再補充兩句，想是有其必要：抗戰初期在重慶，大家都
認識到團結一致的重要，也只有一心一德、同舟共濟才能應付當時的艱苦局面，所以根本就
沒有「防賊」之心，特別是「家賊」。其反映於事實上的，就是汪派一幫人鬼祟行徑雖不甚
嚴密，可是情治單位根本就不去注意他們的活動，也可以說是當局從未下達此類的指示，因
而他才毫無攔阻的離開了重慶。說得更清楚一點，當時如果有人監視他的行動，就不會有以
後的那些事故了。
再說到我們奉戴雨農先生之命調派到河內工作後的一段短時期中，雖奉令監視汪某的行
動，並蒐集有關汪派的活動；可是這兩樣事，我們一樣都沒有做到家，除了前文說過的之外，
其最可笑的一件事，就連重慶派來與汪某洽談的人是誰都不知道，至於來人中有谷正鼎先生
等等，那都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