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更進一步的方法」。汪氏一再聲言和平運動主旨，是在擴大和組織民家對和平的要求和
力量，從而促使重慶政府轉換抗日政策，並不是要另外成立政府。
汪氏在越南當局諒解和越南保安局員護衛之下，於四月二十五日從加特巴島乘法國輪船
出發，二十八日夕刻，在拜亞士灣東北方換乘了北光丸，經由臺灣基隆，五月八日抵達上海
虹口碼頭。
在這裡，應孩把汪氏那時的想法，敘述一下：
「原來的和平運動計劃，是準備以國民黨員為中心組織一個和平團體，用言論來指摘重
慶抗日理論的錯誤。宣揚和平是救中國、救東亞的唯一方法。逐步地擴大和平陣營，企圖使
重慶轉變方向。但是詳細考慮之下，單憑言論來使重慶政府轉向是極其困難的事。因為和平
論固然是為了愛中國，抗日論更是由於愛國精神的激發。但是和平論與賣國論也最易混淆，
很難得到一般人的諒解；反之抗日論容易獲得人們的同情，這就只有靠日本公正無私的行動
才能證明和平論的正確。不錯，近衛望明如果能夠十足兌現，重慶政府的抗日理論會失去根
據，甚至會順從輿論，傾向和平。但是，問題在怎樣實現近衛宣告。是不是應該改變原來的
和平計劃，除以言論督促重慶覺悟之外，建立一個和平政府；從事實上證明中日合作的效果，
來喚起民家輿論加速和平的實現呢？當然，這個和平政府的建立不是以打倒重慶政府為目
的，只是為了中止抗戰，促進和平，即使和平政府為必要而備有軍隊，也決不是來與重慶為
敵。如果一旦和平實現，不論是否雙方政府合併，或者採取其它形式，我（汪氏）決不過問，
斷然引咎下野，以明心跡。」
總之，我確信汪氏的想法，是在建立一個和平政府，以為與日本和平的示範作用，用事
實來證明和平論的正確，使一般民家和重慶政府由傾向和平而導致全面和平。儘管新政府成
立後，表面上暫時是與重慶政府相對立的，中國形成了和平和抗戰兩個陣營，但是結果是會
合併的，也只有兩者合併才能實現全面和平。這是汪氏和平運動的指導原理。
昭和十五年（一九四○年）一月十六日，汪氏的和平通電中說：「望蔣先生以國家民生
為重……與日本停戰言和，……兆銘與同志等必當與先生戮力同心，以促全國和平之實
現……。」這可見汪氏的心境的一斑。
這以後，汪精衛與日本政府間，有好長一段時間在討價還價，一直到二十九年的六月中
旬，才算有了點頭緒，可沒有完全敲定。關於汪與日方的交易談判經過，照影佐禎昭所記的
「汪精衛為什麼要建立政權」中，有一段是這樣的：
這一年六月初旬，汪氏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寧等人，由日方的矢野、清水
兩個外務省書記官，犬養健和我，陪同由上海飛到了東京。汪氏一到東京，即與平沼首相會
見。平沼首先力言中日在道義上有合作的必要，然後對汪氏挺身努力解決事變的熱情表示敬
意。汪氏答稱，為了中日兩國長此相爭的無意義，因而決心努力和平。汪氏認為日本方面對
解決事理，不外下述三種方法：一、堅決採取以重慶政府為物件，進行和平的方針；二、或
在國民黨之外，找尋在野有志之士為物件，講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