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受了點「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吸引，其實，這都與工作無關。
結業那天，舉行簡單儀式，領袖三度蒞臨訓話，語多勉勵。除了正副班主任以下教職員
全部到齊外，又比前兩次多了幾位全副武裝、配帶整齊的高階人物，我不認識他們都是誰。
據說，這些高階軍官與軍事委員會於本年九月間，新設立的「調查統計局」有職務上的關係。
這裡所提到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也就是後來人們所稱的「軍統」。可是實際上
的「軍統」，筆者拙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此刻的「軍統」，應是「早期的軍統」，因為當時
在軍統局之下分為三處，戴雨農先生負責的只是其中的一處，也就是「第二處」。到了抗戰
後的民國二十七年，「調查統計局」改組，由賀耀組掛名任局長，戴笠以副局長身份主持全
局工作，這才是正式的「軍統」。以此為基礎，幾經更名演變，雖然「系統」已不存在，但
它的工作精神封延續到今天。這就是現在的「國防部情報局」。
當天晚上，全體聚餐，正副班主任均未參加，由戴雨農先生代表主持一切。聚餐已畢，
在班本部辦公室內作個別談話，則由戴雨農先生、鄭介民先生分別召談。最後一名才輪到我
和戴先生談話，他特別嘉勉了幾句，並約我第二天上午到雞鵝巷五十三號一敘。
此刻，我和戴雨農相識，恰好一年。從此之後，我們是工作上的夥伴，在僚屬關係上，
他是我的上司，我是他的部下。
工作分發，戴先生並未考慮我想去杭州的志願，戴先生已決定派我到北平去建立工作。
提到北平，是我的第二故鄉，生於斯，長於斯，應該比杭州更親切，心裡當然很樂意。同行
的，也就是一齊派遣的，還有我們在一起同時受訓的楊英和戚南譜二人。雖然指定由我負責，
在那個時候，還沒有一定的編制，所以並沒有明確規定我就是三人行中的「組長」。
記得很清楚，任何書面的東西都沒有，派什麼工作，負什麼使命，單憑戴先生的一句話
而定。他如果另外寫一張條子的話，也只是交給管理人事的部門作為登記之用，當事者也未
必看得見那張條子上，寫的是什麼。我就是這樣「無憑無據」的參加了「特務工作」。
憋在心裡的一句話，有一次我終於開口問過戴先生，我說：「我已經加入了『革命軍人
同志會』，戴先生你早已知道了吧？」戴先生正面回答說？「是黃劍秋兄提名介紹的，他已
經告訴過我了。」我這才明瞭原來是劍秋兄介紹的，可是他從來都沒有對我提到過這件事。
我又問戴先生「我們的工作，與『軍會』之間的關係如何？是一件事？還是兩回事？」
他沉默了半天也不說什麼，再過了一會，才說：「將來你總會瞭解的」這麼一句不著邊際的
話。在當時我心裡非常不痛快，我認為有問有答，他應該向我解釋明白才合乎情理。到後來
才諒解到，因為其中有「力行社」這一層關係，而我僅是「力行社」之下的一名「會員」，
在組織上應對我保密，所以他無法和我說明。
出發之前，戴先生又為我個人舉行了一次餞別聚會，主要的還在介紹幾位主管內勤的同
志認識，在座約有徐為彬、林桓、張袞甫諸兄。宴罷，戴先生贈送一枝白朗寧手槍給我。那
枝槍又短又粗，大口徑，識別不出是什麼廠牌，有的說是義大利製造。他把手槍拿給我的時
候，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