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則可能有了偏差，囚為太消極了些。
寫到這裡，不僅勾出一絲回憶，同時也引發一些感觸：當時，吸收參加工運活動的工友
們，全部都是義務性質，只有在執行任務時，才酌情發給些許活動費用。而在我們內部的人
事註記上，卻把他們列為「運用人員」，也就是非正式的工作人員，或觀察期的試用人員。
其中有的報上去備過案，有的還停留在「上海區」的人事註記上（這裡所謂的「人事註記」，
並不是一本名冊，也許是些記號或密碼之類，只有主管的人才分辨得出）。平常日子倒沒有
什麼，一旦發生意外事故，例如工作失敗、暴露身份，被捕犧牲，乃至遭受財物損失等，那
就問題多了。其後果呢？是我們內部主管部門各執一詞，推卸責任，可是卻又解決不了實際
問題，而身蒙其害或身受其苦的當事者，也就是被我們「運用」中的那些志士、烈士們，全
都成了地地道道的「無名英雄」。像這一類的情形，單就工運方面來說，在南譜兄直接發展
的人員中，以及由高奎兄負責的「工運小組」裡，都發生過，又何祇一兩次。
此外，「運用人員」為工作、也是為抗戰而犧牲的事，還多的是。茲據畢高奎「新一組」
組員曾在警界服務今已退休的施何成兄，於今年（七十二年）六月從美國來信提起往事說，
他記得是在二十九年派到上海後，由其個人向外發展，吸收了兩位「運用人員」參加行動工
作，一位是張杏秋，一位是朱鐵營。何成兄的信中雖未說明這是真名還是化名，四十多年了
他還記得那麼清楚，也許就是本來的姓名。有一次由他率領張、朱二員出發，去襲擊偽儲備
銀行，以示警告，不幸，張杏秋、朱鐵營二員就在這次行動中殉國了。何成兄的信中寫道：
「回憶往日化名，系包越人，其後復用彭鈞。至於運用人員如張杏秋、朱鐵營兩烈士，因偽
儲備銀行事件殉國。」
襲擊偽儲備銀行事，前後行動過兩次，多少還有一點點印象，說到張、朱二烈士的殉國，
不僅我一人想不起來，連他們的組長畢高奎兄也記不得了，真是愧對死者，罪過、罪過！至
於張、朱二人的失事乃至於犧牲，我已全然不省其事，根據當時的情況作一假定，很可能是
被捕房的人當場抓到，而後引渡給上海日本憲兵隊，因為儲備銀行是汪偽新成立的，所以又
由日本憲兵隊解到偽「特工總部」，最後就被他們殺害了。是否如此，有機會再問問施何成
兄，他知道的比他信中所寫的一定詳細得多了。
張杏秋、朱鐵營二烈士，生前既然是「運用人員」，是否已呈報上級備案，實在很難講，
如果沒有案，那麼他們二人在本局的「史冊」上，很可能就沒有「名籍」；果爾，我更應該
在此謹向張杏秋、朱鐵營二烈士致敬，恭筆為之一記。
以下再節錄施何成兄致黃志遠兄信中的一段回憶：
「關於尚能記億之工作例項──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九日，上級交給我一張二吋黑白像
片，像片內是三人並立，指定中立者為目標，於同月十一日傍晚在愛多亞路某大飯店前處理
之。到了翌晨見報，始知是邵範九。」
據另一資料記載，是十一月十三日在法租界自來火街西興旅舍。
又據重慶大公報刊載：「中央社香港十四日電，滬訊，十三日晚八時愛多亞路發生暗殺
案，死者名邵範九，年三十餘歲，在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