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財富》雜誌亞洲區記者劉易斯·克拉爾，大膽斷言紅港前途黯淡，赤裸裸昭示那句：it’sover.
2001年，《時代》雜誌提出一款見解，針對迴歸後經濟低迷，復甦乏力的紅港，問了那句：isitdying？
城市的興盛消亡，並非一朝一夕。
也不是幾本雜誌發出一些靈魂拷問，就能道明真相，還原事實。紅港有一位特首曾先生，曾經把這兩本雜誌放在自己辦公室醒目處，以示警惕。
這個世界，哪管你什麼主義，何等流派，街市師奶都知道一個真理——
誰聲大，誰話事。
不想被人唱衰，就要把對方的聲音蓋過去。
2002年，紅港首次暫停土地拍賣。
樓價吃了瀉藥，地產發展商資金無法回籠，怨聲載道，開不出更高的價錢購買新地皮。阿爺一拍腦袋，不賣也比賤賣好，索性囤地。
但這個超級富豪的孵化器也只是短短停了九個月。
地產作為財政收入，在紅港佔比即將突破17%，連世界大都會紐約都未能超過6%。這已經不是一個產業，這是一味癮。
沒人能戒得掉“錢癮”。
2003年11月，深水埗福華街的銘記燒鵝瀨，關門大吉。
在謝恩銘決定收檔的前一個月，他貼了一張告示在店內的顯眼處。紅底黑字，路過街坊差點以為他又生了個孫子，要擺滿月酒。
走近一看，【旺鋪轉讓】。
深水埗沒有進行舊改。
sars卻在紅港瘋狂肆虐。
有人戴三個口罩出門擠小巴。保住這份工，與保住這條命之間，很顯然，大多數人是沒得選的。
觀塘區淘大花園隨著感染人數的增加，樓價跌穿地心，50萬買一套2房1浴，還是港幣。時光倒流到2002年，沒人能想象紅港有樓盤敢叫出這種價碼。
食肆大面積倒閉。
失業率穩升不降。
所有人以為病毒會殺死自己，但病毒並不知情。它橫衝直撞，大搖大擺，催生一切問題，暴露資源分配不公，不過是本能地想找個宿主寄生。
它只是一個病毒。
2004年，內地與紅港簽訂cepa（緊密貿易）協議，27個重要領域放寬紅港進入內地市場的准入條件，紅港終於觸底反彈，樓價拐點出現。
專家說，政府有看不見的手在調控經濟市場。病毒也有一隻手，叫作“罪魁禍首”。
事後大家想想，一定是sars的錯。
民怨總要有個出口吧。
也不能一直罵董先生，因為他準備辭職卸任了。
2005年9月，迪士尼樂園盛大開幕，那首《他約我去迪士尼》在次年風靡全港。
程珊獲得第一個國際獎項那天，程真給她辦了個溫馨派對。
吾家有女初長成，她已亭亭玉立，參賽舞曲任君選擇，只是程珊不再跳那首傷春悲秋的《梁祝》。
化了蝶，便是重生。
她拿著麥克風，偏愛唱這一句，【畢生也願記起，香港迪士尼，煙火璀璨夜晚定會很美。】
看過迪士尼的煙火，才算作到過紅港。
世間璀璨本就是為來賓準備的。
2006年，訪港內地遊客創下1300萬人次的新記錄，佔到港遊客的54%，是2001年的3.5倍，紅港旅遊業起死回生。零關稅，是吸附廣袤中國市場購買力的一塊巨型磁鐵。
其實，老母怎麼會打仔呢？
這可是親兒子。
2008年，農曆新年來臨之前，《時代》週刊亞洲版以一篇名為《三城記》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