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時的一句話，非常關鍵，他說，聚集在我們這節餐車裡的人很有意思，形形色色，來自不同的國家和階層。
試想，是什麼地方，最容易匯聚成這麼多不同國家和階層的人呢？
答案必然只有一個，那就是阿姆斯特朗案發生的那個國家！
一個移民國家！
這個發現不禁讓我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猜測，假如我是導演，從全世界選角，分別扮演一位阿姆斯特朗家族中會出現的角色，這將非常有趣。
要單憑口供，證明火車上的某一個人有罪是相當困難的，而奇怪的是，你們的口供之中，每一個人都能精準找到另一個人，為自己提供不在場證明。
這太戲劇性了，因為不可能所有人都會被捲進來！
除非，這是一樁事先就被編排好的——
戲劇！
然後，我就忽然明白了，這就是正確的答案，所有人都與阿姆斯特朗家族有關聯，在相同的時間，選擇坐同一趟火車，以形形色色的身份，將雷切特團團包圍。
以此為基礎，我彷彿看見了一幅完美的鑲嵌圖案，每個人都扮演著分配到的角色，其中任何一個人受到懷疑，另一個或幾個人，就會急迫地跳出來，為他作證澄清。
順帶把問題攪亂，讓案情變得更加錯綜複雜，難以釐清。
因此，這個案件就如布克先生所言，離奇得不可思議。
如果按照我的第二個結論，或許就能解釋清楚所有的問題了。
刀傷，為何會如此凌亂？從傷口性質可以描繪出男女強弱各不相同的兇手畫像？
因為每一刀都是由不同的人刺下去的，自然就會出現互相矛盾的依據。
然後是恐嚇信，完全是為了捏造一個不存在的‘兇手’而故意為之。
假如在燒掉最後一封恐嚇信後，沒有留下關於阿姆斯特朗案的半點線索，警方就不會去懷疑車上的任何一名旅客。
由於有好幾位旅客，都提供了看見一個‘小個子，深色面板，說話帶著女裡女氣’的人舉止鬼祟，自然就會把注意力都放到這個並不存在的人物身上。
也就完美掩飾了真正的兇手。
但由於突如其來的暴風雪，打亂了這些人原本的計劃，怎麼辦呢？
他們可能在案發現場匆忙商量了一番，可以確定的是，至少有一個留在車上的人，會受到懷疑。
所以他們決定，要把案件弄得更加混亂。
於是他們主動在案發現場，留下了兩個關鍵證據——
用菸斗通條嫁禍給阿巴思諾特上校，他的不在場證明最為充分，且只是阿姆斯特朗家的朋友，兩者之間的關係最難查證。
用帶‘h’字母的手帕，栽贓給德拉戈米羅夫公主，她社會地位最高，且身子孱弱，加上有女僕和列車員的證詞，和能殺死雷切特的兇手形象，大相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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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為了進一步攪亂案情，他們還憑空編造了一個身穿紅色睡衣的女子，而我，也是他們計劃裡的一員。
當時有人重重敲了一下我的房門，等我向門外看過去時，剛好能夠看見一個紅色的背影，消失在遠處。
此外，當有人最早發現，我還原了那張被燒燬紙條上的字跡時，肯定第一時間通知了其他人。
所以才會有伯爵夫人臨時塗改護照首字母的舉措，目的就是把她摘除出嫌疑人名單之列……”
當波洛逐漸把他的第二個結論講完整時，車廂內寂靜一片，鴉雀無聲。
所有人臉上的表情都十分複雜。
有悲傷絕望，也有如釋重負。
最終，還是那位名望最高的女演員，也是阿姆斯特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