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其他地區高價出售。這樣既避免了各地貢賦長途運輸過程中的損耗與浪費，又能透過物資的調配與貿易賺取差價，增加財政收入。平準法是在京師設立平準機構，當市場物價上漲時，拋售官府儲存的物資以平抑物價；當物價下跌時，則收購物資以穩定物價。均輸平準政策的實施，有效地調節了市場供求關係，穩定了物價，打擊了富商大賈囤積居奇、操縱物價的行為，同時也加強了國家對商業貿易的宏觀調控能力，進一步鞏固了中央集權。例如，在糧食豐收之年，市場上糧食價格往往會因供過於求而大幅下跌，農民利益受損。此時，平準機構便會按照一定價格收購糧食，儲存起來。而在災荒之年或糧食短缺時，平準機構再將儲存的糧食投放市場，以合理價格出售，既保障了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又穩定了社會秩序。
在貨幣改革方面，漢武帝先後進行了多次幣制改革。漢初，貨幣制度混亂，郡國可自行鑄幣，導致貨幣種類繁多、形制不一、質量參差不齊，嚴重影響了商品交換與經濟秩序。漢武帝下令禁止郡國鑄幣，將鑄幣權收歸中央，由上林三官（鍾官、辨銅、均輸）負責鑄造五銖錢。五銖錢製作精良、重量標準、形制規範，成為全國統一流通的貨幣。貨幣改革的成功實施，加強了中央政府對貨幣發行與流通的控制，穩定了貨幣金融秩序，促進了商品經濟的健康發展，同時也削弱了地方郡國的經濟實力，進一步強化了中央集權。例如，在統一貨幣之前，一些郡國為謀取私利，鑄造減重或劣質貨幣，導致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百姓生活困苦。而五銖錢的統一發行，有效解決了這些問題，使得西漢的經濟體系更加穩定有序。
軍事上的改革與強化也是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重要舉措。西漢初期，由於國力相對較弱，對匈奴採取了和親政策，以換取邊境的暫時和平。漢武帝即位後，隨著國力的增強，決心改變這種被動局面，對匈奴展開大規模的軍事反擊。他大力擴充軍隊，加強軍事訓練，提高軍隊戰鬥力。在兵種建設上，除了傳統的步兵和車兵外，漢武帝尤其重視騎兵的發展。他在北方邊境地區設立養馬場，大量培育良馬，並招募擅長騎射的匈奴降卒以及內地精於騎術的民眾充實騎兵隊伍。經過多年的精心籌備，漢武帝組建了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具備了遠端奔襲、快速機動的作戰能力。
在軍事指揮體系方面，漢武帝選拔了一批優秀的軍事將領，如衛青、霍去病等。這些將領具有卓越的軍事才能、果敢的決斷力和豐富的作戰經驗。漢武帝賦予他們充分的軍事指揮權，讓他們能夠根據戰場實際情況靈活制定作戰策略，指揮軍隊作戰。在對匈奴的戰爭中，衛青、霍去病多次率領漢軍深入大漠，與匈奴展開激戰。他們採用長途奔襲、迂迴包抄等戰術，取得了一系列輝煌的勝利，如衛青指揮的河南之戰、漠南之戰，霍去病指揮的河西之戰、漠北之戰等。這些戰役的勝利，不僅沉重打擊了匈奴的勢力，使匈奴遠遁北方，無力再對西漢邊境構成大規模威脅，而且極大地提升了西漢王朝的國際威望和民族自信心。同時，透過對軍事力量的掌控與運用，漢武帝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使得國家的軍事權力高度集中於皇帝手中，確保了政權的穩定與安全。
思想文化領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也是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漢初，統治者奉行黃老之學，主張清靜無為、與民休息，這在一定時期內適應了社會經濟恢復與發展的需要。然而，隨著西漢社會的穩定與發展，黃老之學已難以滿足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實現大一統的政治需求。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體系，恰好契合了漢武帝的政治意圖。漢武帝採納這一建議，將儒家思想確立為國家的正統思想。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漢武帝在中央設立太學，培養精通儒家經典的人才，這些人才成為國家各級官吏的重要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