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清朝同治九年，彼時的中國依舊深陷內憂外患的困境之中。國內在經歷了太平天國運動等一系列動盪後，社會經濟雖在緩慢恢復，但民生依然艱難，百姓生活困苦，對洋人的積怨也在暗中滋長。而在對外方面，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憑藉不平等條約，不斷擴大在華的侵略權益，傳教士紛紛湧入中國內地傳教，他們中雖不乏真心傳教、做慈善之人，但也有不少仗著特權為非作歹、橫行霸道，引起了民眾的強烈反感。在這樣的背景下，天津教案爆發了，這一事件猶如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瞬間激起了中外之間的巨大風波，讓本就緊張的中外關係變得更加劍拔弩張，也讓整個國家陷入了一場外交與輿論的漩渦之中。
據《同治朝天津教案紀要》記載：“九年夏，天津民間傳聞甚囂塵上，言及法國傳教士育嬰堂虐殺孩童，挖眼剖心以作藥材等，民情激憤。又值天津知縣劉傑帶拐犯往教堂對質，法國領事豐大業竟持槍尋釁，怒射知縣隨從，民眾怒不可遏，遂群起而攻之，火燒望海樓教堂等多處洋樓，毆斃洋人、教士二十餘人。此事一出，中外震動，法方施壓，要求嚴懲兇手，各國列強亦虎視眈眈，清政府夾於其間，左右為難，一場艱難的交涉與風波就此展開。”從這段文獻資料中，不難看出天津教案爆發時那激烈的場面以及後續引發的嚴峻局勢，清政府面臨著來自列強的巨大壓力，陷入了極為被動的境地。
阿才，是個性格剛直又有些莽撞的年輕人，眼裡容不得沙子，只要看到不公平的事兒，就非得管一管，哪怕對方來頭很大，他也毫不畏懼。不過，也正因如此，他沒少給自己招來麻煩，常常是一腔熱血地衝上去，卻沒考慮到後果。阿才本是天津城裡一個普通的碼頭搬運工，靠著一身的力氣掙錢餬口，平日裡就對那些在天津城裡趾高氣昂的洋人很是看不慣，覺得他們憑什麼在中國的土地上耀武揚威。天津教案的發生，讓阿才徹底捲入了這場中外風波之中，也開啟了他這一年跌宕起伏的經歷。
這一年初夏，天氣已經有些炎熱了，阿才像往常一樣在碼頭上搬運貨物，累得滿頭大汗。休息的時候，他和工友們湊在一起聊天，就聽一個工友神秘兮兮地說：“你們聽說了嗎？城裡那洋人的育嬰堂可邪乎了，有人說啊，他們把咱中國的小孩子抓進去，可不是為了收養，而是挖了眼睛、剖了心去做藥材呢，真是喪盡天良啊！”
阿才一聽，頓時瞪大了眼睛，氣憤地說：“還有這等事兒？這些洋人也太可惡了，咱可不能就這麼看著他們胡作非為啊！”
其他工友們也紛紛附和，都覺得洋人太過分了，可大家也只是嘴上說說，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過了幾天，城裡關於育嬰堂的傳聞越來越多，百姓們的情緒也越來越激動。阿才在碼頭幹活的時候，總能聽到路過的人在議論這件事，心裡那股怒火也越燒越旺。
有一天，阿才幹完活，正準備回家，路過城裡的一個集市，就看到一群人圍在一起，鬧哄哄的。他好奇地湊過去一看，原來是幾個百姓正拿著一些所謂的“證據”，在向周圍的人講述育嬰堂的惡行，那些“證據”無非就是一些小孩子的衣物和血跡斑斑的布片之類的東西，雖然真假難辨，但在群情激憤的氛圍下，大家都深信不疑。
阿才看著眼前的場景，心中的正義感驅使他也跟著喊了起來：“洋人太壞了，不能讓他們再這麼欺負咱們了！”他這一喊，周圍的人情緒更加高漲了，有人提議要去育嬰堂討個說法，眾人紛紛響應，阿才也毫不猶豫地跟著人群往育嬰堂走去。
當他們來到育嬰堂門口時，已經聚集了好幾百人，大家吵吵嚷嚷的，要求育嬰堂的洋人出來給個解釋。育嬰堂裡的洋人一開始還緊閉大門，不予理會，可外面的人越聚越多，情緒也越發激動，開始有人往裡面扔石頭，砸得大門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