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國際形勢依舊嚴峻複雜，新中國面臨著諸多外部壓力。從建國伊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就對我國採取了封鎖、遏制的政策，妄圖將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在軍事上，他們憑藉著核武器的優勢，屢屢對我國進行核威脅、核訛詐，試圖讓我國在國際事務中屈服。
當時的歷史文獻有著這樣的記載：“甲辰年，外患未消，西夷恃核武而驕，常以核威懾我中華，欲迫吾國就範，國之安全受脅，故研核武、求自強，乃當務之急，勢在必行也。”在這樣艱難的背景下，我國科研工作者們懷著滿腔的愛國熱情和為民族爭氣的決心，在艱苦的條件下默默耕耘，開啟了研製原子彈的艱難征程。
趙核生，三十五歲，是一名參與原子彈研製的科研人員，他從小就對科學有著濃厚的興趣，憑藉著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國內頂尖的理工科大學。在校期間，他深受老師們愛國情懷的感染，瞭解到國家面臨的外部核威脅後，便立志要投身到國防科研事業中，為打破國外的核壟斷貢獻自己的力量。他性格沉穩、堅毅，對待科研工作一絲不苟，有著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鑽研精神。
趙核生剛進入原子彈研製團隊時，面臨的困難遠超想象。當時國內的科研基礎十分薄弱，很多關鍵的儀器裝置都沒有，只能依靠自己動手研製或者從國外的一些廢舊裝置中尋找可用的零部件進行改造拼湊。
他們的工作地點位於偏遠的大西北，那裡風沙肆虐，環境極為惡劣。住的是簡易的帳篷，吃的是簡單的乾糧，生活條件的艱苦並沒有讓趙核生和同事們退縮，反而更加激發了他們的鬥志。
“同志們，咱們現在雖然條件苦，但想想咱們乾的可是關乎國家命運的大事啊，只要能把原子彈研製出來，再苦再累都值得。”趙核生在一次團隊會議上鼓勵著大家。
在理論研究階段，他們缺少國外先進的研究資料，只能靠著有限的公開資料和自己的摸索去推導複雜的核物理公式。趙核生經常和同事們一起日夜奮戰在實驗室裡，拿著紙筆一遍又一遍地計算著，有時候為了一個資料的準確性，要反覆核對幾十遍。
有一次，在計算一個關鍵的核反應引數時，他和同事們出現了分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依據和想法。
“我覺得這個資料應該再大一點，從理論邏輯上來說，這樣才能符合後續的反應模型。”一位同事說道。
趙核生皺著眉頭，仔細思考後說：“我理解你的想法，但從我們現有的實驗基礎來看，這個資料如果太大，可能會導致整個反應過程失控，咱們還得再嚴謹地推導一下。”
於是，他們又重新梳理思路，查閱各種資料，經過連續幾天幾夜的努力，終於確定了準確的引數，為後續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隨著研究的推進，到了實驗環節，難題更是接踵而至。建設核試驗場地就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在那片荒蕪的戈壁灘上，要按照嚴格的標準和要求打造出各種測試設施、防護工程等。
趙核生和工程技術人員們一起，頂著烈日，扛著工具，在風沙中勞作。他們要確保每一個測試點的位置精準，每一道防護牆的強度足夠，任何一點小的差錯都可能影響整個試驗的成敗。
“大家注意了，這個監測點的角度偏差不能超過零點幾度，這關係到我們能不能準確獲取關鍵資料啊。”趙核生一邊拿著儀器測量，一邊大聲提醒著身邊的人。
在原子彈的核心部件製造方面，更是面臨著材料稀缺、工藝複雜的困境。我國當時工業水平有限，一些特殊的核材料提純難度極大，而且加工精度要求高得超乎想象。
趙核生和材料專家們一起，不斷嘗試新的提純方法，改進加工工藝。他們經過無數次的失敗，有時候看著辛辛苦苦加工出來的部件因為一個微小的瑕疵而報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