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情況，編纂成簡單的編年體記錄，雖不如大明這般有著完善且統一的官方修史體系，規模和規範性稍遜一籌，但同樣是出於對自身歷史文化傳承的重視，這些記錄也成為了後世瞭解當時日本各地情況的重要資料，反映出不同政治格局下對歷史記錄的多樣需求。
法蘭西王國在中世紀晚期，教會在文化領域有著重要影響力，修士們承擔了部分歷史記錄的工作。他們主要記錄著宗教活動、教會發展以及與世俗政權互動的相關事件，編纂的史書多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目的在於宣揚教義、彰顯上帝的旨意以及維護教會的權威。與大明修纂《憲宗實錄》側重於世俗政權的歷史記錄不同，但在透過文字記錄傳承歷史這一點上有著共通之處，且當時法蘭西的世俗政權也逐漸意識到歷史記錄對於彰顯統治合法性等方面的重要性，開始參與到一些歷史資料的收集整理之中，與教會的歷史編纂工作產生了交集與互動。
奧斯曼帝國在其強盛時期，疆域遼闊，融合了多民族、多宗教文化。其宮廷中設有專門的史官，負責記錄帝國的政治、軍事、外交等重大事件，編纂成史書以供後世參考。這些史書在記錄過程中，不僅體現了奧斯曼帝國的輝煌成就，也會記載不同民族和宗教群體在帝國內的生活、交流情況，展現出其多元文化的特點。與大明修纂《憲宗實錄》相比，兩者皆是龐大帝國對自身歷史的梳理與傳承，只是奧斯曼帝國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構成，史書內容更具多元性，同時也承載著維護帝國統一、彰顯統治者權威的重要使命。
義大利半島上的諸多城邦國家，如佛羅倫薩、威尼斯等，正處在文藝復興的蓬勃發展階段，城市中的學者、文人對歷史的關注度日益提高。他們熱衷於挖掘古羅馬、古希臘的歷史文化遺產，同時也開始記錄自身城邦的發展歷程、商業繁榮情況以及文化藝術成就等。這些記錄多以人文主義的視角出發，強調人的價值與作用，與當時大明以官方為主導、注重政治歷史記錄的《憲宗實錄》有所不同，但都反映了不同地區在同一時期對歷史文化傳承的積極探索，並且在後來的文化交流中，這些不同風格的歷史記錄也為東西方相互瞭解對方的歷史與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視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