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們聽聞這一旨意，心中皆是一驚，可也不敢多言，紛紛應道：“陛下聖明，臣等遵旨。”
可這廢除丞相之位，畢竟是朝廷的一大變革，起初，六部的官員們還有些不適應，以往許多事兒都習慣了先稟報丞相，如今沒了這中間環節，直接對接朕，那辦事的流程、職責的劃分等諸多方面，都需要重新梳理調整。
吏部尚書就曾對刑部尚書抱怨道：“老弟呀，如今這沒了丞相，雖說權力是分散了，可這事兒也變得繁雜了許多，咱們這各部之間，還得好好磨合磨合，可別出了岔子呀。”
刑部尚書點頭稱是，說道：“是啊，這新規矩，還得慢慢適應，不過陛下既然做了這決定，定是有其深意，咱們盡力做好便是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各部也漸漸適應了這新的權力格局，辦事的效率也慢慢提高了起來，朝堂之上，那種因丞相權力過大而可能產生的專權、結黨等亂象，也漸漸沒了滋生的土壤。
而在民間，百姓們聽聞丞相之位被廢除，雖不太懂這其中的門道，但想著朝廷能做出改變，整治官場，總歸是好事，對朝廷的期望也多了幾分。
在這同一時期，世界其他國家也有著各自的權力架構以及處理官員貪腐、權力制衡等方面的情況，且與1380年胡惟庸案爆發與丞相廢除有著諸多關聯與可比之處。
在英國，當時正處於中世紀晚期，其權力架構主要是國王與貴族議會相互制衡。國王雖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但在許多重大決策上，需要徵得貴族議會的同意，比如徵稅、對外宣戰等事務。而貴族們則透過議會來維護自身階層的利益，對國王的權力形成一定的限制。與大明因胡惟庸案廢除丞相，將權力分散到六部等機構，由皇帝直接掌控不同，英國的權力制衡更多是基於封建貴族與王權之間的利益博弈，體現出不同國家權力分配與制衡機制的差異，英國重貴族議會與王權博弈下的權力制衡，大明則重皇權主導下的部門分散制衡。
在法國，中世紀晚期的法國，國王的權力受到貴族、教會等多方面的制約。法國有著濃厚的封建等級制度，貴族在自己的領地內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國王難以直接干涉。教會也擁有較大的影響力，在宗教事務以及部分世俗事務上有著話語權。在處理官員貪腐等問題時，往往需要國王與貴族、教會進行協商，很難做到像大明這般由皇權直接主導，借胡惟庸案果斷廢除丞相，進行權力的重新分配與整頓，體現出不同國家治理理念與權力處置方式的差異，法國重多方協商下的權力協調，大明則重皇權獨斷下的權力變革。
在奧斯曼帝國，其疆域遼闊，權力結構呈現出宗教與世俗權力相結合的特點。奧斯曼帝國的蘇丹是最高統治者，同時伊斯蘭教的神職人員在社會中有著重要地位，他們依據宗教教義，對世俗事務也有著一定的影響力，如參與官員的選拔、監督等。在面對官員腐敗等問題時，會綜合考慮宗教教義、民族利益等多方面因素來進行處理，不像大明透過胡惟庸案，單純從皇權對吏治的整治、權力架構調整的角度出發，體現出不同民族宗教構成與權力治理模式的差異，奧斯曼重宗教世俗多因素考量下的權力治理，大明則重皇權主導下的吏治與權力變革。
在威尼斯共和國，作為商業城邦，其權力主要掌握在商業貴族手中，透過商業議會來進行管理決策。商業議會負責制定城邦的商業政策、稅收制度以及對外交往等事務，各個商業家族透過在議會中的影響力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在權力制衡方面，主要是不同商業家族之間的利益博弈，以及商業議會內部透過選舉、協商等機制來維持平衡。與大明廢除丞相後，依靠六部等行政機構的分工協作、相互制衡不同，威尼斯更側重於商業家族利益主導下的議會制衡，體現出不同發展模式與權力制衡形式的差異，威尼斯重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