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390年，我，胡惟庸，身處這大明的朝堂之上，可謂是站在了權力的漩渦中心，外人瞧著我是風光無限，貴為丞相，位極人臣，可這其中的滋味，卻只有我自己知曉，那是如履薄冰，步步驚心吶。
《明史·胡惟庸傳》記載：“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至十八年，李存義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藍玉徵沙漠，獲封績，善長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發，捕績下吏，訊得其狀，逆謀益大著。會善長家奴盧仲謙首善長與惟庸往來狀，而陸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唐勝宗、費聚、趙庸三侯與惟庸共謀不軌。帝發怒，肅清逆黨，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每每念及這日後記載我“謀反”之事的文字，我心中便是五味雜陳，雖此刻尚未事發，可那隱隱的不安，卻如同那附骨之疽，怎麼也甩不掉呀。
我本是靠著自己的幾分才學與鑽營，一步步在這官場中熬了過來，歷經諸多坎坷，才坐到了這丞相的位子上。初時，我也是滿心想著要為這大明的江山社稷出份力，輔佐聖上，成就一番大業，讓這天下人都能知曉我胡惟庸的能耐。
記得剛當上丞相那會兒，每日天還未亮，我便起身進宮，準備應對那如山般的政務。聖上對我也算信任有加，諸多事兒都交由我來決斷，我走在那宮廷的廊道上，聽著身旁官員們恭敬的問候，心中也曾湧起過一股豪邁之情，覺得自己終於能一展抱負了。
我時常與朝中的大臣們商議國事，那戶部尚書是個謹慎之人，每每談及賦稅之事，總是皺著眉頭，說道：“胡丞相，如今這天下初定，百姓雖漸有生機，可賦稅徵收仍需斟酌，切不可過重，以免傷了百姓元氣呀。”
我點頭稱是，說道：“尚書大人所言極是，這賦稅關乎民生，自當謹慎對待，我等還需細細盤算，既能滿足朝廷用度，又不使百姓困苦才好。”
而那兵部的官員，則常來與我商討邊防軍備之事，說道：“丞相，北方邊境時有蠻夷侵擾，我軍雖說能抵禦，可這軍備物資不可短缺，還望丞相能在聖上面前多美言幾句，多撥些錢糧吶。”
我亦是應承下來，想著這邊防安穩，乃是國之大事，定要妥善處理。
在府中，我也算是個說一不二的主兒，家中下人眾多，皆對我畢恭畢敬。夫人常勸我，說道：“老爺，您如今這官位雖高，可伴君如伴虎吶，行事還得低調些，莫要得罪了人，招來禍患呀。”
我卻笑道：“夫人多慮了，我為聖上盡心盡力，處理政務，哪會有什麼禍患，只要我一心為公，聖上定會明白我的苦心的。”
可這官場之中，又哪有那麼簡單呢。隨著我權力漸大，朝中漸漸有了些不同的聲音，有人嫉妒我的地位，在背後說我專權，說我行事獨斷，那些風言風語，起初我並未放在心上，只當是旁人的酸話，可慢慢地，卻也讓我心裡有了疙瘩。
有一回，我在朝堂上提出了一項關於整頓吏治的新舉措，本想著能讓這官場風氣清正些，可卻遭到了幾位大臣的反對。
一位老臣站出來說道：“胡丞相，您這舉措雖看似好意，可實施起來，怕是會擾亂了現有的官場秩序，還望丞相再斟酌斟酌呀。”
我一聽，心中不悅，說道：“大人這是何意？如今這吏治確有弊端，若不整頓，如何能讓朝廷更好地治理天下？我這也是為了大明著想，大人莫要因循守舊才是。”
兩人各執一詞，互不相讓，朝堂上的氣氛頓時變得有些緊張起來，最後還是聖上出面，說了幾句和稀泥的話，才把這事兒暫且壓了下去，可我與那幾位大臣之間，卻也結下了些嫌隙。
而在宮外，我也結識了一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有那富商巨賈，想著能靠我這丞相的關係，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