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道：“老爺一生秉持忠義，他所做的決定，我自是支援的，即便真有那等禍事降臨，咱們方家也絕不能在這大義面前退縮。”
再說那宮中，成祖經過一番思量，覺得方孝孺乃是當世大儒，若能讓他歸順，為自己所用，那對穩固新朝的統治，宣揚新皇的仁德，皆是大有裨益，於是便又讓人將方孝孺帶到了跟前。
成祖緩和了一下神色，說道：“方孝孺，朕念你才學過人，實乃難得的人才，再給你一次機會，只要你願意為朕起草即位詔書，朕便既往不咎，還會對你委以重任，你可莫要再執迷不悟了。”
方孝孺冷笑一聲，說道：“陛下，您莫要再費口舌了，臣絕不會做這等助紂為虐之事，您以不正之位強登大寶，還想讓臣為您粉飾太平，這是萬萬不可能的。”
成祖這下徹底被激怒了，怒道：“方孝孺，你這是自尋死路，朕如此厚待你，你卻如此不識抬舉，今日朕便成全你這所謂的忠義之名。”說罷，便下令將方孝孺處以極刑，且株連十族，以儆效尤。
這訊息傳出後，整個應天府乃至天下都為之震驚，眾人皆為方孝孺的結局感到惋惜，同時也對這新朝的嚴苛手段感到恐懼。
在這同一時期，世界其他國家也有著各自君主即位以及面臨反對聲音等方面的情況，且與1403年我方孝孺反對成祖即位有著諸多關聯與可比之處。
在英國，當時正處於中世紀晚期，君主即位往往也需面對諸多貴族勢力的制衡與反對。英國的王位繼承有著複雜的血緣與傳統規則，若有不符合常規的情況出現，貴族們便會透過議會等形式表達不滿，甚至可能聯合起來抵制新君主的一些舉措。不過與方孝孺這般以純粹的儒家忠義思想和祖宗之法來堅決反對不同，英國貴族更多是從自身的權力、領地以及與君主權力分配等實際利益角度出發，體現出不同國家政治文化與反對緣由的差異，英國重貴族利益權衡與權力制衡，大明則重儒家正統與忠義堅守。
在法國，中世紀晚期的法國君主即位時，教會在其中有著重要影響力，若即位過程存在爭議，教會的態度便極為關鍵，有時會有一些神職人員或受教會影響的群體對君主即位表示質疑，認為不符合神權的旨意。同時，地方領主們也會根據自身利益考量是否支援新君主。相較於方孝孺從道德、法理層面堅決反對成祖即位，法國的情況更為複雜多元，涉及宗教、地方勢力等多方面因素，體現出不同國家政治結構與反對因素的複雜性差異，法國重教會神權與領主利益考量，大明則重正統傳承與文臣氣節。
在奧斯曼帝國，新君主即位常常伴隨著宮廷內部不同勢力的爭鬥以及邊疆地區勢力的觀望與態度變化。若即位過程有不符合傳統或引發內部權力失衡的情況，一些手握重兵的邊疆總督、宮廷大臣等可能會暗中反對，甚至發動叛亂。但這種反對多是基於軍事、政治權力爭奪，不像方孝孺出於對正統理念的維護，體現出不同國家政治體制與反對動機的差異，奧斯曼重權力爭奪與軍事對抗，大明則重理念抗爭與道義堅守。
在威尼斯共和國，作為商業城邦，其統治者即位主要依靠商業貴族的支援與推選，若新統治者的政策不利於商業發展或者損害了商業貴族的利益，便會遭到他們的反對。這種反對往往透過商業行會、議會等渠道表達，目的在於維護商業利益和城邦的繁榮穩定。與方孝孺基於對皇位正統性的堅持而反對成祖即位不同，威尼斯更側重於經濟利益方面的考量，體現出不同發展模式與反對出發點的差異，威尼斯重商業利益維護與經濟考量，大明則重政治正統與道德準則。
在阿拉伯地區，部落首領的更替往往取決於部落內部的推選以及家族勢力等因素，若有不符合傳統推選方式或者威脅到各部落利益平衡的情況，便會引發部落內部或部落之間的反對聲音。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