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毛生產很順利。紡織機原本就有現成的技術。那些原本用來紡織麻布的機器，把原料換成羊毛之後，只需要簡單地除錯一番就行，很快就投入了生產。
而羊毛的產銷分配模式，讓李申之對這個時代的經濟模式有了一些理解。
李申之生於一個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時代，幾乎所有的東西都可以用金錢來衡量。
在商品經濟時代，收購羊毛的時候羊毛有價格，工人的勞作可以換取工資，紡織品成品也有其相應的價格。
金錢就像社會財富的潤滑劑，就像社會的血液，將社會財富運輸到各個部位，幫助社會財富在流轉。
而在應天府，羊毛歸官府所有，土地也暫時歸官府所有，一切彷彿都固定下來，很僵化。
給一部分流民分了田地，讓他們從事農業活動。
還有一部分流民，則是分流到了各地的工坊。
分入工坊的流民們，官府對他們的勞動力支付糧食衣服等生活必需品，以此來交換他們的勞作。這樣的招數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叫以工代賑。
不幹活的人只能喝一碗稀粥，幹活的能喝稠粥。
在社會經濟崩壞的情況下，勞動力變得極度不值錢，而糧食的價格被拔到了無窮高。
高到一個活人只能換一斗米。
然而細想之下，這種賣兒鬻女的交換，未嘗不是充滿著人類的良知。
若是真的泯滅了所有的人性，光是把一個人的一身肉刮下來，都不只一斗米。
尋常的以工代賑，是組織流民去修路築城，疏通河道，很少有官府組織流民從事生產活動。
應天府組織流民從事作坊生產，還是頭一遭。
製造出來的紡織品全都存入府庫之中，等待統一分配。
這樣的模式，倒是與李申之父輩的記憶更加相仿。
而正是基於這種現代與古代社會制度的忽而相仿又忽而不同的混亂錯覺，讓李申之對於國際上流傳的一種觀點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華夏自秦以後便不再是封建主義社會。
所謂的封建，其實有兩層含義，一層是指封建的政治制度，一層是指封建的經濟制度。
雖然馬子說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然而經濟基礎並不總是能決定上層建築，兩者之間可以有巨大的差距。
期間的差距倒與“天賦與努力決定上下限”的論調有共通之處。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有其科學的相關性，但這種相關性並不是一一對應的關係，兩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富裕餘量。
所謂封建的政治制度，是分封自治，國家把領土分給一定數量的貴族，由這些貴族各自統治自己的領地，在各自的領地中有極大的自治權，最典型的便是周朝，西漢在前中期也施行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封建分封制度，直到推恩令的強制實施後，分封制度才從根本上被瓦解。
其形式與現代社會的聯邦制國家很像。
從秦開始，華夏人便步入了郡縣制中央集權的國家形態。雖然在其後的時代偶爾有反覆，比如西漢初期再次步入了分封制與郡縣制混合的狀態，但時代的大趨勢始終是郡縣制。
而到了唐宋元明清時期的分封，與真正意義上的分封有著天壤之別。這時候的分封，受封者只有領地的收益權，並不足以發展為一個獨立的王國。
這種分封制，未嘗不是當權者的一種偷懶。
本來應該對有功者進行賞賜，而官府懶得賞賜，便直接劃了一塊地，讓有功者自己去收賞賜。
頗有一種黑社會拿欠條頂賬的感覺。
可是為何官宣一直說兩千年的封建社會呢？這其實說的是經濟模式。
所謂封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