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他決定向桓帝上書，為李膺等人求情。
同時，一些地方官員和士紳也紛紛響應，他們聯名上書桓帝，表達對李膺等人的支援和對宦官專權的譴責。在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下，桓帝不得不對李膺等人從輕處理。公元 167 年，桓帝下詔，將李膺等二百多名士大夫赦免歸鄉，但同時規定他們終身不得為官，這就是所謂的“禁錮”。
第一次黨錮之禍雖然暫時平息，但士大夫與宦官之間的矛盾並未得到根本解決，反而更加激化。此後，宦官集團更加肆無忌憚地打擊報復士大夫階層，政治黑暗的局面愈發嚴重。
漢靈帝即位後，竇太后臨朝聽政，竇武以大將軍的身份輔政。竇武出身外戚家族，但他與一般的外戚不同，他為人清正廉潔，崇尚儒家學說，對宦官專權深惡痛絕。他與太尉陳蕃志同道合，兩人決定聯合起來，徹底剷除宦官集團，以挽救東漢王朝的危機。
竇武和陳蕃首先任用了一批正直的官員，如李膺、杜密等被禁錮計程車人重新得到起用，他們在朝廷中逐漸形成了一股反對宦官的強大力量。然後，竇武和陳蕃開始謀劃剷除宦官的具體行動。他們計劃先收集宦官的罪證，然後奏請竇太后批准，將宦官集團一網打盡。
然而，他們的計劃卻因行事不夠謹慎而被宦官們察覺。宦官曹節、王甫等人得知訊息後，決定先下手為強。他們挾持了竇太后，控制了皇宮的警衛部隊，然後偽造詔書，宣佈竇武、陳蕃謀反，並率領軍隊對竇武、陳蕃的府邸進行圍攻。竇武和陳蕃倉促應戰，但由於兵力懸殊，最終失敗。竇武自殺，陳蕃被殺害，他們的家族和黨羽也遭到了殘酷的清洗。
緊接著，宦官集團又對士大夫階層展開了大規模的迫害。他們再次將李膺、杜密等一百多名士大夫逮捕入獄，並以“黨人”的罪名對他們進行嚴懲。這次迫害比第一次更為殘酷，許多士大夫被酷刑折磨致死，他們的家屬也受到牽連，被流放或淪為奴隸。而且，宦官集團還擴大了“黨人”的範圍，不僅包括那些直接參與反對宦官鬥爭的人，還包括他們的學生、朋友、親戚等，凡是與“黨人”有過交往的人都被列入名單，受到禁錮。這就是第二次黨錮之禍。
在第二次黨錮之禍中，士大夫們再次表現出了堅定的信念和高尚的氣節。例如，範滂在被逮捕時，面對前來抓捕的官吏，他坦然自若，對母親說：“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其母也深明大義，回答道：“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範滂在獄中，仍然堅持自己的信念，不為宦官們的威逼利誘所動搖。
第二次黨錮之禍持續了很長時間，直到黃巾起義爆發，東漢政府為了鎮壓起義，才不得不解除對黨人的禁錮，試圖藉助士大夫階層的力量來挽救危局。但此時，東漢王朝已經元氣大傷，政治腐敗、社會矛盾激化的局面已經無法挽回，最終走向了滅亡。
黨錮之禍對東漢王朝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影響。在政治方面，它使得東漢的統治階層內部陷入了嚴重的分裂和混亂。士大夫階層作為社會的精英和國家的棟樑，遭到了宦官集團的殘酷迫害，大量有才能、有抱負的官員被排除在政治舞臺之外，導致東漢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治理水平急劇下降。朝廷中只剩下宦官及其黨羽，他們只知貪圖私利，無心治理國家，使得政治更加黑暗腐敗，各種社會問題得不到有效的解決，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矛盾。
在社會方面，黨錮之禍引發了社會秩序的混亂和動盪。士大夫階層在民間享有較高的威望，他們的遭遇引起了廣大百姓的同情和不滿。而宦官集團的暴行則讓百姓對東漢政府失去了信任和支援。這種社會矛盾的激化最終導致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如黃巾起義的爆發。黃巾起義以“蒼天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