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時期，門閥政治成為其政治格局的顯著特徵，這一政治形態與當時的社會矛盾相互交織，對西晉的興衰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門閥政治的形成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自東漢以來，世家大族勢力逐漸崛起，他們在經濟上擁有大量的土地和財富，透過莊園經濟的經營，實現了自給自足，並積累了雄厚的經濟基礎。在文化方面，這些家族重視子弟的教育，湧現出眾多飽學之士，世代傳承儒家經典和文化知識，形成了獨特的家族文化和學術傳統，從而在文化領域佔據了主導地位。到了曹魏時期，九品中正制的推行，本意雖在於選拔人才，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逐漸被世家大族所掌控。中正官多由士族出身者擔任，他們在評定人物品級時，往往偏袒本家族及同階層的子弟，使得門第成為了選拔官員最重要的標準，而個人的才能和品德則被置於次要地位。這就為門閥政治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礎，士族門閥藉此得以壟斷仕途，將政治權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西晉建立後，門閥政治進一步發展並達到鼎盛。司馬氏政權本身就是在世家大族的支援下建立起來的，因此在建國後對士族門閥採取了優容和拉攏的政策。在政治上，高階官職幾乎被士族子弟所壟斷。如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清河崔氏、潁川庾氏等家族，其成員世代為官，在朝廷中擔任重要職務，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決策。他們相互聯姻，形成了錯綜複雜的政治利益集團，透過家族之間的聯盟來鞏固自身的地位和權力。在經濟上，門閥士族享有諸多特權。他們大量兼併土地，建立起規模龐大的莊園。這些莊園不僅擁有廣袤的耕地，還包括山林、湖泊等自然資源，園內設有各種手工作坊，能夠生產滿足莊園內部需求的各類產品，甚至還擁有私人武裝，以維護莊園的安全和秩序。這種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和強大實力，進一步增強了門閥士族的獨立性和政治影響力。
門閥政治的盛行導致了西晉社會矛盾的激化。首先是階級矛盾的加劇。士族門閥透過各種手段掠奪土地和財富，廣大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淪為佃農或流民。佃農們承受著沉重的地租剝削，往往辛勤勞作一年，所得卻難以維持生計。而流民則四處漂泊，生活毫無保障，他們在社會的底層掙扎求生，對士族門閥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長。一旦遇到天災人禍，這些處於困境中的農民便極易爆發起義，對西晉的統治構成嚴重威脅。例如，在西晉末年，就爆發了多起流民起義，如李特領導的流民起義，他們在蜀地聚眾反抗西晉的統治，沉重地打擊了西晉在當地的政權機構，也反映出階級矛盾的尖銳性。
其次，士族與庶族之間的矛盾也十分突出。在門閥政治下，庶族地主雖然在經濟上有一定的實力，但在政治上卻受到士族的壓制，幾乎沒有晉升的機會。他們的社會地位遠低於士族，在文化教育、社交禮儀等方面也受到士族的歧視。這種不平等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待遇，使得庶族地主對士族門閥充滿了怨恨和不滿，他們渴望打破士族的壟斷，爭取自身的政治權益和社會地位。然而，在門閥政治的強大壁壘面前，庶族地主的反抗往往顯得力不從心，這也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再者，民族矛盾在西晉時期也日益尖銳。西晉時期，周邊少數民族大量內遷，他們與漢族雜居在一起。然而，西晉政府對少數民族採取了歧視和壓迫的政策。少數民族民眾不僅要承擔繁重的賦稅和徭役，還時常受到漢族地主和官吏的欺凌。例如，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他們原本在自己的聚居地有著相對獨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但內遷後，卻在西晉的統治下失去了自由和尊嚴。這種民族壓迫政策激起了少數民族的強烈反抗情緒，最終導致了“永嘉之亂”的爆發。匈奴族首領劉淵以“恢復漢室”為旗號，起兵反晉，得到了眾多少數民族民眾的響應。他們在中原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