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後期政治演變是一段波瀾壯闊且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的歷史程序。
曹操以其卓越的政治與軍事才能，在東漢末年的亂世中異軍突起。他“挾天子以令諸侯”，將漢獻帝掌控於股掌之間，這一策略使其在政治上佔據了極大的優勢，能夠以正統之名征伐四方。在統一北方的征程中，曹操展現出非凡的軍事謀略，官渡之戰以少勝多擊敗袁紹，為北方的統一奠定了堅實基礎。同時，他在政治治理方面也頗有建樹，推行屯田制，組織軍隊和百姓進行農業生產，極大地解決了糧食短缺問題，促進了北方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而“唯才是舉”政策更是打破了世家大族對官場的長期壟斷，不論出身貴賤，只要有才能便可得到任用，一時間曹操麾下人才濟濟，文有荀彧、郭嘉等謀士運籌帷幄，武有張遼、徐晃等將領衝鋒陷陣，曹魏集團呈現出蓬勃發展之勢。
曹操逝世後，曹丕繼承其政治遺產，並邁出了代漢稱帝的關鍵一步。為了獲取世家大族的支援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曹丕推行了九品中正制。該制度在設立之初，是依據人才的品德、才能以及家世等多方面因素進行綜合評定，然後將其劃分成不同等級，以此作為選拔官員的依據。在初期，它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選拔人才的作用，使得一些有真才實學的人能夠進入仕途。然而，世家大族怎會甘心被制度束縛，他們憑藉自身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深厚底蘊與強大影響力，逐漸將中正官的任命權攬入懷中。如此一來，九品中正制逐漸偏離了其初衷，門第高低成為了評定人才等級的最重要標準。世家子弟即便才能平庸，也可憑藉家族門第而身居高位，而寒族子弟，無論多麼才華橫溢，往往也只能屈居下僚，仕途艱難。這一制度的蛻變，使得曹魏政權內部的階層矛盾日益加深，政治生態開始悄然失衡。
曹叡在位前期，展現出了一定的明君風範。他聰慧睿智，對朝政事務有著較為敏銳的洞察力和較強的掌控力。在他的治理下，曹魏繼續維持著對蜀漢和東吳的軍事優勢，邊疆得以穩固。在國內建設方面，他重視文化教育，鼓勵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承，使得曹魏的文化氛圍較為濃厚。但好景不長，曹叡後期逐漸沉迷於享樂，大興土木，營建奢華宮殿。洛陽宮、昭陽殿等宮殿的大規模修建，耗費了鉅額的錢財與大量的民力。百姓們被迫承擔繁重的勞役賦稅，苦不堪言，社會矛盾由此逐漸積累並日益尖銳。與此同時，曹叡在託孤一事上犯下了致命的錯誤。他選擇了曹爽與司馬懿共同輔政，這一決策猶如在曹魏政權內部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
曹爽在輔政初期，急於鞏固自己的權勢地位，大肆排擠司馬懿等元老重臣。他任用自己的親信黨羽，將諸多重要職位安插給自己的心腹之人，試圖構建起自己的權力網路。在政治改革方面，他試圖對九品中正制進行調整，限制世家大族的部分特權，例如在官員選拔過程中增加對個人實際能力考核的比重，減少門第因素的影響。然而，他的這些改革舉措大多是出於一己之私，旨在削弱世家大族對朝政的影響力，從而將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其改革手段過於激進，缺乏長遠的規劃與周全的考慮，嚴重觸動了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們的強烈不滿與抵制。在軍事上，曹爽貿然發動對蜀漢的戰爭，卻因指揮不力、戰略失誤而遭遇慘敗，不僅損耗了大量的兵力與物資，也使得他在曹魏政權內部的威望一落千丈。
反觀司馬懿，他在曹魏政權中歷經數朝，積累了極高的威望、廣泛的人脈以及卓越的軍事才能。面對曹爽的排擠打壓，他選擇了隱忍蟄伏，以退為進。他佯裝病重，深居簡出，使曹爽誤以為他已對朝政毫無威脅，從而放鬆了對他的警惕。而司馬懿則在暗中積極謀劃，與自己的兒子司馬師、司馬昭以及眾多親信舊部秘密聯絡，積蓄力量，等待著合適的時機。終於，在高平陵之變中，司馬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