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差不多。政權分散且「諸侯」林立的歐洲在各地方勢力各自為政，出於自我保護的需要，火器到達了地方政權手裡。
而高度發展的商業環境和天高教皇遠的地理位置使得歐洲的資本主義出現了萌芽，在城市內資本家的身份和地位逐漸升高，而當市場和政治出現了金錢的聲音，那麼地位和特權自然而然就向著資本開始傾斜。
於是很快，這種大規模殺傷武器居然開始被私人所掌控，火器製造私有化不說，優質的火器本身甚至成為了各地「諸侯」、富商獻給他們「皇帝」的貢品。
這樣的行為對政權來說存在很多潛藏的危險，但對於槍械本身來說，卻並不是壞事。
大明如今的所有槍械均由軍器具製造，內部工匠就相當於企業內編制，做多做少、做好做差都是拿一份工資。
雖然在嚴格的質量監察和登記制度下這些火銃並不會有大的質量問題，但難免活力不足。
而歐洲則不相同，在甘爾達的敘述中，在他的家鄉優秀的工匠會得到追捧和大量的金錢，並且會取得比普通人更高的身份。
而且在名聲和利益的驅使下，歐洲的工匠自然會產生競爭和比拼意識，甚至有工匠會公然在大街上舉著自己最滿意的成品比拼，這被稱為男人的遊戲，勝利者的火器會成為追捧。
有競爭有激勵才有進步，因此，甘爾達呈上的槍枝和大明現有火銃有了極大的不同。
首先是更輕的重量，如果在攻擊力和耐用性沒有下降的情況下，這無疑更方便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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