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她削完一支後，會對著窗子把鉛筆舉在眼前，欣賞一會兒，面露微笑。
鉛筆屑落在那張大手帕上，被她鄭重地包起來，放回書桌裡。
容朗從來沒看到她怎麼處理那些鉛筆屑，想必另有一套完整的儀式。
有時她削完鉛筆，欣賞之後，沒畫什麼就把它們重新放進筆袋，似乎已經得到滿足。
更多時候，她會畫一些素描。
前排女生垂在頸後的馬尾辮，講臺和黑板，一個男生放在腳邊的雨傘，窗外日漸稀疏的花和葉子……
畫這些東西時她那張大多數時候不動聲色的臉上會流露出情緒。平靜，快樂。似乎還有淡淡憂傷。
那時容朗尚且不知“物哀”一詞，很久之後他見到這個詞，眼前立即浮現出李唯安和她曾經畫的那些畫。
但並非所有人都能欣賞這種自得其樂的態度。
歷史老師郝曉培就不能。
一天下午，她正激昂地講法國大革命，轉眼看到最後一排靠窗坐的女生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裡，對不管是巴士底獄還是斷頭臺都漠不關心。
她在講臺上的座位表上找到這個學生的名字，“李唯安同學——你來說說，攻佔巴士底獄有什麼歷史意義？”
李唯安站起來，茫然反問，“有什麼意義？當時獄中只關押著七個犯人，一位犯的是放蕩罪，兩名被認定是精神病患者，另外四名是偽造犯，沒有一個是跟政治有關聯的……”她又想了想，試探道，“人民解放了薩德侯爵？以他姓氏命名的sadi□□……”她說到這裡自覺不妥，沒再說下去。
郝老師氣得臉通紅，她走下講臺，收走了李唯安裝鉛筆的袋子、削鉛筆的刀、所有她能找到的鉛筆。還有那幅沒畫完的畫。
“下課你到我辦公室來！”
李唯安默然坐下，過了一會兒，她拿起一支圓珠筆開始畫畫。
那副畫和她以往的創作都不同，由無數藍色小圓圈和弧線構成。沒有一根直線。
在一個巨大的，豪華的客廳裡，天花板吊著的水晶吊燈幾乎垂到地板上，牆上掛著很多有精美畫框的畫，古董傢俱和地毯，一對小小的老夫婦擁坐在一張雙人沙發上，在這巨大而空曠客廳的一角看電視。
容朗不知道李唯安想用她的畫說些什麼，可他被畫裡那種安靜的寂寞打動。
下課後，李唯安跟郝老師去了辦公室。那副畫被她隨意丟在桌角，像她其他的課堂塗鴉一樣。
他看了又看，迅速把那幅畫抓起來，小心翼翼夾進一本書裡。
他偷走了這副畫。
很快老師們都知道了李唯安這一號學生。
這類孩子不能被簡單地歸類為好學生或壞學生，他們安靜乖巧時，也許只是懶得和你作對。想要他們按照老師說的去做，基本不可能。他們年紀不大卻早早建立了一套屬於自己的人生哲學，不會被輕易動搖。
明白這些的老師會和這種學生自然地達成某種共識，互相尊重，互不干涉。
這樣的孩子不會得到老師們的寵愛，當然，也不會被大多數同學喜愛。
李唯安知道這一點，但毫不在意。
她像生活在一個透明的圓球裡，大家能看到她，她也能看到大家，可誰也不能進入她那個透明的圓球，當然，她也不會輕易出來。
“李唯安很有‘氣場’。”小文這麼評價。
一天午飯後，他們三人又盤踞在天台一角閒聊。
小文磕著瓜子，把瓜子殼扔到在姚銳鋪在地上的校服上，“你們不覺得麼？她有種不怒自威的feel。她那張臉——”她拿出手機，給他們看她在課間時偷拍的照片，“單看臉的話，是不是像洋娃娃一樣可愛？可是隻要她眼睛直視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