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看不到人性的惡，亦或是法家看不到人性的善。
只是他們想要實現自己對社會秩序的維護，著重關注的點不同罷了。
儒家透過放大人性的善來達到社會治理的目的，法家則是透過抑制人性的惡實現同樣的結果。
李申之與張浚一番討論，說道：“最好的辦法，是設定儒與法的邊界。”
張浚頭一次聽說“邊界”這個詞，不是很理解。
李申之解釋道：“州縣以下，所有事由必須遵循法度。州縣以上，有法依法，無法依儒。”
張浚問道：“那若是縣裡遇到無法可依的事情呢？”
李申之說道：“縣裡解決不了，報到州里。州里解決不了，報到朝廷，再由朝廷裡的相公們商討出個章程，傳示各州縣尊為循例。”
法條與判例的融合，為現代社會主流的法治思想，被李申之提前一千年搬了出來。
張浚在案前左右踱步，口中唸唸有詞，沉吟片刻之後讚不絕口：“妙啊，妙啊！這樣一來大家各司其職，凡事不可逾越，再不會發生胡亂判案之弊。”
忽然看到李申之依然沉著臉，張浚問道：“申之還有什麼疑惑嗎？”
李申之眉頭不展，反問道：“這樣的制度雖好，該如何保證其實施呢？”
監督制度自古便是難題，甚至是一道無解之題。
歷朝歷代設計的制度裡面，都有朝廷的監督機構存在，但這些監督機構到了最後無不成為了最大的貪汙機構。
直到現代自媒體發達之後，才對各種腐敗現象形成了真正的高壓態勢，卻依然無法根除貪汙。
李申之不覺得自己有什麼超越人類的智慧，能夠透過制度設計消除貪汙腐敗現行，更不覺得自己能在短時間內造出手機搞出網際網路，培育出數量可觀的自媒體。
所以他更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儘量保證施政綱領的前提下，與腐敗現象共存。
在治理腐敗方面，不得不說宋人的御史臺諫制度同樣站在了封建歷史的最巔峰。
從宋之後的金元明清不停地走下坡路，以至於到了清朝時，和珅發表了一通“養貪官”的混賬言論，都能被人奉為圭臬。
而宋朝的御史臺諫制度也不是沒有缺點。宋朝的御史們代表的是皇帝的利益，代表的是文人的良心，而不是代表著百姓的利益。
這不是關鍵點，以後可以慢慢修整。
當此之時解決監督的最好辦法，是由張浚這幫有良知計程車大夫們，在御史臺諫制度上進行改進。
經過了一番激烈的討論，張浚和李申之都長出了一口氣，只覺得搬開了心中的塊壘，感覺無比的舒暢，就連金人帶來的壓力都變得小了很多。
張浚含須笑道：“眼看著金人就要舉兵來犯，你還能如此神情自若地思考日後之事，當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這份淡定讓老夫汗顏吶。”
李申之也打趣道：“張相公不也同樣氣定神閒，還有功夫關照下官的情緒變化。”
張浚笑道：“老夫可沒有你那份淡定，只是有你在，老夫覺得放心罷了。”
李申之也跟著笑道：“下官也是如此，正是有張相公在，下官才覺得心裡十分地踏實。”
“哈哈哈……”張浚爽朗地大笑道：“你啊，難不成朝廷來的好訊息你也知道了？”
李申之微微低頭，略顯羞赧道：“下官只能猜到會有好訊息從朝廷傳來，卻猜不到是什麼好訊息。”
張浚說道：“果然不出咱們所料，對於嶽銀瓶的戰果朝廷只是按照常例進行賞賜，並沒有額外的封賞。但是也有意外之喜，朝廷竟然給咱們調撥了一千匹戰馬，送來了一百具步人甲。”
李申之會心一笑：“張相公是懂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