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諸葛亮入蜀之初便與法正、劉巴、李嚴、伊籍等人依據和增刪秦漢舊律，
共同制訂了蜀國的法典《蜀科》。此外，他還親自起草了各種科條律令數十則，
其內容包括了《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等條規。
諸葛亮擅治軍，陳壽在《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中就曾提到，
諸葛亮“治戎為長”。諸葛亮也曾在《論薦劉巴》一文中親言：“運籌策於帷幄之中，
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
可見，諸葛亮治軍有方。諸葛亮善於治軍有如下幾個特點：
首先，治軍以明。諸葛亮治軍以明包括正反兩個方面的內容，
從正面來說，諸葛亮治軍以明表現為：一、提出明確的道德要求。
如《將苑·謹候》一文就集中表述了這方面的內容。諸葛亮認為師出以律，
失律則兇，律有十五，其中明白地指出要“勇”、“廉”、“平”、“忍”、
“寬”、“信”、“敬”、“明”、“仁”、“忠”等有關道德方面的要求。
《將苑·將材》一文中要求將帥要具備“仁”、“義”、“禮”、“智”、
“信”的才能。《便宜十六策·陰察第十六》一文中說陰察之政要有五德：“禁暴止兵”、
“賞賢罰罪”、“安仁和眾”、“保大定功”、“豐撓拒讒”。
一、規定嚴格的法令規定。如諸葛亮親著的《法檢》兩卷、
二、《軍令》兩卷（現存僅為《軍令》十五條），制定的《八務》
三、《七戒》《六恐》《五懼》等條規。《便宜十六策·斬斷第十四》
四、一文對不聽從教令的“輕”、“慢”、“盜”、“欺”、
五、“背”、“亂”、“誤”七種情形的嚴肅處理。
其次，以信為本。諸葛亮治軍重信。諸葛亮認為，“信，重然諾也”，
也就是說，“信”就是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言出必行。不誠者失信，
如果不知道守信用，那麼作戰一定會失敗；如果有法令而不能夠執行，
那麼即使有百萬之眾，也是毫無用處。反之，如果用信義來鼓勵將士，
將士沒有不拼命效力的。因此，諸葛亮強調治軍要以信為本，
“夫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以信為本，就賞罰而言，
諸葛亮認為要“賞罰有信”，因為用賞罰來判定功過，
士卒就會知道守信用；就將帥而言，諸葛亮認為所謂信將，
即“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
蜀國大臣朱褒、雍闓、高定等叛變，南中豪強孟獲參與其中。
在北有曹魏大兵壓境、東有孫權荊州軍威脅，南有三郡叛亂的困難形勢下，
諸葛亮採取了“北抗曹魏、東和孫權”的戰略，
在建興元年（223年）十月派鄧芝到東吳進行修好，並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
接著，在建興二年（224年）積極進行兵力補充、整訓等戰役準備工作。
這樣，在建興三年（225年）初，已經具備了南下平叛作戰的條件，
於是，諸葛亮在成都開始組織這次南征戰役。
建興三年（225年）五月，諸葛亮大軍渡過瀘水，進入益州郡。
在克服了氣候、地形、運輸等困難後，
在味縣（今雲南曲靖）以北地區追上了孟獲的部隊，經過激戰，
擊敗了孟獲的部隊，生擒孟獲。
接著，諸葛亮大軍南下到達味縣地區與李恢的部隊會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