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有一部分人，如李景隆和谷王朱橞一般，選擇了主動歸順朱棣。在燕王進入南京的當天，兵部尚書茹瑺、吏部右侍郎蹇義、戶部右侍郎夏原吉、禮部左侍郎董倫、大理寺少卿薛嵓、翰林侍講王景，以及翰林院的不少官員如楊溥等，紛紛主動向朱棣輸誠，歸順了這位新主子。朝中大多數官員在茹瑺的率領下，也都跟著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他們這般選擇，倒也不盡是貪生怕死、趨炎附勢之輩，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的出發點其實頗為簡單。在他們看來，朱棣與朱允炆皆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血脈後代，不管是兒子當皇帝，還是孫子做皇帝，皇位都是他們老朱家的，於他們而言，似乎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況且，朱棣以“靖難”之名起兵，奪得皇位後，一直強調自己的行為是為了清除建文帝身邊的奸佞之臣，恢復太祖朱元璋的祖制。如此一來，選擇歸順朱棣，在他們心中，其實也並不違背那傳統的忠君觀念。
在這風雲變幻的局勢下，他們審時度勢，覺得順應新的形勢，或許才是保全自身和家族同時還合乎本心以及自己所學的明智之舉。
然而，朝臣之中，卻出現了不少言行不一者，著實令人玩味。衡府紀善周是修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早在燕軍已經渡江、京城未破之際，他便與解縉、胡廣、胡儼、楊士奇、江仲隆、蕭用道諸友相約，眾人皆信誓旦旦地表示，城破之時，大家便同死殉忠，以全自己對建文帝的一片忠心。
可誰能料到，當京城真的被攻破之後，唯周是修一人堅守承諾，毅然自殺殉忠，以全死節。其餘眾人竟皆背棄諾言歸順了燕王朱棣。
更有意思的是，後來為了緬懷周是修，解縉還為周是修撰墓誌，楊士奇也為其作傳。
傳寫完後，楊士奇竟還對周是修的兒子說道：“使我與汝父同死，今誰為作傳？”
這話傳開後，聞者無不覺得可笑至極，如此言語，彷彿將他們當初的約定當作了一場兒戲，也讓人不禁對這些文人官員在大義面前的抉擇產生了深深的質疑。
不過，世事難料，楊士奇後來卻成為了一代名臣，還是著名的“三楊內閣”成員之一，在朱棣之後的“仁宣之治”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成為了推動大明走向繁榮昌盛的主要推手之一。
解縉與胡廣的行徑，更是讓人感慨萬千。他們可不止一次與同僚信誓旦旦地表示應效忠建文帝。胡廣本還是建文朝的狀元，說來這狀元之位的由來，還有一段插曲。那次科考，原本狀元是王艮，胡廣只是榜眼，可王艮相貌醜陋，建文帝心中不悅，便將第二的胡廣與王艮對調，於是胡廣就成了狀元，王艮成了榜眼。
其實，胡廣能被取中為狀元，也是事出有因。當時殿試策論的題目正與“時方討燕”相關，胡廣在對策中寫了“親藩陸梁，人心搖動”八個字，暗含削藩之意，恰好契合了建文帝當時的心思，因而打動了建文帝，被親擢為第一，還賜名“靖”。建文帝自是希望胡廣能忠心耿耿，助自己為朝廷完成靖藩之策，穩固江山。
當燕王大軍準備渡江，京城已然岌岌可危之際，翰林院待詔解縉、修撰王艮、胡靖（即胡廣）等，聚集在吳溥家中。眾人慷慨陳詞，解縉大談君臣大義，胡靖也是一副慷慨激昂的模樣，大家共同約定，城破之時，定要自殺效忠建文帝，甚至還斷指起誓，場面可謂悲壯至極。
吳溥與胡靖比鄰而居，吳溥的兒子吳興弼見狀，不禁感嘆道：“胡叔叔能為陛下死節，慷慨赴義，真是件激勵人心的大好事。”
吳溥聞言卻搖了搖頭，說道：“不然，胡廣、解縉那些人只是說說空話罷了，王艮才是定死無疑。”
父子倆正說著話，突然聽到隔壁胡靖大嚷起來。原來，是京城按朝廷命令施行堅壁清野，以此來切斷燕軍糧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