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估計戰爭至少還得兩三年才能結束。老靠零星借貸非長久之計，也想做些生意。大家商定後，我們就搬到郊外「奎松城」，在桂華山先生的住屋附近，找到一幢屋主不知去向，而有花園的寬敞空房。唯地處偏僻冷落，不很安全，只好住下再說。此後，張克勤遷居到別處，依靠補習私人日文維持生活。這時，我們得到朋友送一條警犬，叫bter（派司特）。它成了我們的保護者。因此，避免了多次日軍的侮辱、槍殺。
我們不久也就開始做掮客（買進賣出的中間人）生意了。我們母女每天清晨就在房屋前面的路邊等候搭乘那四方形有頂，無圍布，可以擠乘九人的進城馬車。我們每天都和做生意的婦女乘客們，擠坐在狹長的板凳上。馬車在人煙稀少的路上和面板都要被曬焦的炎熱氣候下，蹄達、蹄達要走二三十里才能到達城邊的天主教堂門前停住。對買進賣出生意來說，時間就是金錢。因此，乘客一下車子爭先恐後地奔向各人聯絡的地方。我們做掮客生意，沒有本錢租寫字間（辦公室），只好借別人的辦公室打電話進行，有時用電話次數多了，要看室主的臉色，故每天要借好幾處。在幾個辦公室跑來跑去，直到夕陽西下接近黃昏的時候，又加快步子跑到那些照例在教堂前面等候我們這幫人回家的幾十部馬車那裡，擠上一部車子回家。戰爭時期，不用說窮人比富人更是受苦受難。在我們往返的這條路上，常有赤身裸體、僅在腹部裹著一塊破布的五六歲的男女孩子，手裡提著半籃子看上去並不新鮮的糕點、香蕉等，向行人兜賣。尤其是當我們馬車在歸途中的時候，這些菲律賓孩子不管車上我們這幫掮客有沒有賺到錢，就像看到救星似的，赤著腳拼命地拖著車身，說著土話，邊跑邊哭地求我們買。乘客們很少去理睬他們。我和女兒每次碰到，總是叫車子停一停，把他們手裡的東西整籃買過來。車上人老是說：「為什麼買這些東西？既不好吃，又不新鮮。」我們對他們說：「你們怎麼能理解窮人的苦處？賣不出錢，家裡沒法開夥，父母說不定要鞭打他們的。」
我們這樣的生活度過了一年多。因為每天這樣乘馬車進城，需往返幾十里，做生意很不方便。有時，一文不得，來回空跑，頗為焦急。於是又移居城內海邊森林後面小巷內的一排貧民房屋，我們租下一所有樓的空房。搬來這裡之後，我們除上街做掮客生意外，幾乎每天都要去海濱，呆呆地望著七號碼頭（馬尼拉船隻出入的港口），隔洋遙望祖國，歸心似箭。
這時，據友人告知，德國法西斯已在史達林格勒遭到慘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形勢發生轉折。國內的抗日戰爭仍處於相持階段，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與日偽軍艱苦作戰，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上的抗戰日趨消極。我日坐愁城，終日擔心著「錦江」怎麼樣？世界大戰何時能結束？國內的革命工作展開得怎樣？異常焦灼。
後來，我母女所賺佣金較多，經濟比較寬裕了，還清欠債後，便再度遷居到比較更遠的海邊，叫「巴賽」的居民街。這是一幢二層舊樓房。我們母女動手，把它油漆裝置一新。大約不到一年，又搬進附近的公寓房子（天津人柴俊吉留學美國，回國探望父病，因戰爭爆發阻在馬尼拉。他住我們對面，由此認識並認我為乾媽媽。
從此我們常在一起）。因無花園空地，bter（派司特）很不高興，終日吃睡。這段期間，透過做生意結識了一些青年華僑，我常常和他們聊天，把我所知的一點點革命道理和做人的態度給他們講講；啟發他們樹立為人類謀幸福的崇高世界觀。其中有些人，後來參加抗日遊擊隊去了，姓名可惜不記得了。
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國首腦在開羅舉行會議，商討了聯合對日作戰和開闢歐洲「第二戰場」的問題。接著，蘇、美、英三國首腦又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會議，就消滅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