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清泉很敬佩我，有一次我們聊天，他問起我的前途作何打算？我以如下的話回答：我們生於這個時代的女性，責任上不僅僅是爭取自身的自由，還要為下一代做個鋪路人。為此，哪怕起到一顆螺絲釘的作用也好。他聽後點頭說：「我能理解你，佔據你整個心靈的只有兩件事：事業與教育兒女成才。應該好好幹一番。我慢慢加入和你一起幹。」我一笑。我們從此結為好友，經常通訊，並常寄些進步書刊給他。這引起他做生意的同夥人大為不滿，這些人恨透我灌輸他的進步思想。
前面提過的盧玉質先生，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的中共華僑代表團的團長。他曾多次資助革命。他亦曾投資群益工廠。因他思想進步，我倆成為姐弟似的好友了。
他的大女兒盧惠珍人極忠厚，工作積極，菲律賓馬尼拉中央大學牙科畢業、博士學位。先是菲律賓共產黨員、回國後轉為中共黨員，現已在北大醫學院離休。我倆常有往來。盧玉質先生參加第一次國共合作等事是他女兒盧惠珍告訴我的。
交往進步人士我母女在上海三德坊居住不久，就遷往霞飛路（現稱淮海路）歧齋前樓。後又搬到金神父路（現瑞金二路）花園坊九十六號。不斷地搬家，在上海幾乎成為我們這類生活不安定的人們共同的特點。這時候，雙親與二嬸不和睦，覺得寄人籬下終非長久之計，也從漁陽裡搬到霞飛路偉達飯店隔壁錢家塘平民區居住。
那裡房東非常好，雙親生活習慣也和他們合得來。房租又便宜，可減少我的負擔，同時避免二老見著我的活動與經濟困難而擔心。所以，沒有接到一起住。我和孩子搬到花園坊住下。
花園坊弄堂住戶約幾十家，是一座單開間三層樓洋房，有兩個亭子間。我們住三樓的亭子間。在美專讀書的華僑學生許珂（後來到延安去了，解放後任北京電影製片廠導演）住二樓，鄭德音弟弟沙梅住底樓，後來沙梅搬走了。
這期間，我所接觸的人們絕大部分是進步青年、共產黨員、左傾的文藝工作者。
他們對我思想進步幫助很大，使我生活更有力，意志更堅強。對於問題的認識、分析、判斷、處理，比較更準確。另外遇到比我差的人，我也盡我所知、所能幫助他們，啟發他們。
三、在「九·一八」事件時
母女參加示威大遊行 1931年9月18日，正當國民黨連續發動圍攻共產黨各個革命根據地的時候，日本關東軍忽然進攻瀋陽。由於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很快地全部淪陷了。
「九·一八」事件發生後，全國工人、學生抗日情緒高漲，爆發了大罷工、大示威。我一面辦群益廠和協助華南醫院，一面帶著大女國瓊參加群眾大會。國瓊女時常有大學生請她去文藝場所擔任鋼琴獨奏，有時還參加樂隊大提琴演奏。因此有一位暨南大學學生、浙江人駱介庵，就認識了我們。他常來我家坐談，他身材不高，但身體很健壯，也很健談，談起革命理論來總是面紅耳赤，起勁得要命。他那時經常組織群眾大會。
有一次，我和國瓊女隨著他參加了示威遊行。我們先在舊法租界金神父路辣裴德路口，向店鋪老百姓借了一個板凳，讓駱介庵上去演講。聽眾聚集，立刻匯成了隊伍。我們就從這路口出發，由西往東向「大世界」方向走去。走到十字路口時，又借凳子演講，群眾愈來愈多，並且和南北橫街的群眾隊伍會合約有好幾千人。於是我們就浩浩蕩蕩無所顧忌地大步前進。帶頭的人一面走一面大聲喊口號，群眾也跟著喊。當群眾隊伍走到「大世界」前面京劇院「大舞臺」的時候，群眾情緒愈來愈高，帶頭人呼口號時喊聲更高了。在這種萬眾一心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情緒下，遊行隊伍衝破了愛多亞路英法租界的界線。於是英租界對岸的巡捕拿著木棍就向我們亂打了一陣。正當群眾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