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只能由倖存諸儒口授，然後以隸書釋之，謂之今文。
而古文呢則是在漢以後的過程中，不斷有民間人士發掘出一些秦以前的古籍，然後上交給朝廷，這類經典就被稱呼為古文。
所以換句話說，從傳播的前後來看，反而是今文最早，古文反而是後面才出來的。
當年儒家的《五經》都有古今不同經典，這裡面的差別很多就是一些文字及篇目、章節等形式的不同。
比如《春秋》一經中，《公羊》與《穀梁》就是今文，《左傳》就是古文。
但發展到了後面，這兩者的矛盾越來越大，已經引發了兩個學術群體的利益的對立了。
眾所周知，漢家一直到漢宣帝時，還是以儒法相用的，而到了宣帝的兒子，元帝以後，漢家的意識形態已經徹底倒向了儒學。
而這種意識形態的獨尊直接就反映在國家尋求人才，開始按照儒家經典來舉士。
一個儒者可以靠著對經義的掌握一步步做到三公，這在漢武帝以前是絕不可能出現的事情。
所以，誰家掌握了經典的解釋權，誰就能獲得那份最大的蛋糕，不僅自己的家族可以榮享富貴，就是學生也可以按照這條學術道路一直走下去。
這樣，師生之間相互幫助，最終成為一個個學閥，學閥又成為門閥，二者就是一體的。
而在古文學者發起進攻前，今文學一直是漢家官方的主流學說，那些掌握古文學的學者們只能在鄉野做個野狐禪，對今文學造成不了任何影響。
可在王莽之世的時候發生了一種改變，那就是古文學大家劉歆幫助王莽篡漢自立，再加上王莽需要新的意識形態為他的正統註腳，所以大興古文。
但後面王莽很快就被推翻了，上來的是再興漢家的劉秀，所以按道理，他應該會重新確定前漢時期的官方正統學術思想。
實際上，劉秀也的確是這麼做的。
因為以中興漢家自居，所以劉秀在學術上自然也繼承了前朝的今文思想。
當時他廣邀天下學士雲會京師，重立五經博士，他所立的十四名博士，全部為今文學者。
可見劉秀是要全面否定王莽倡導的古文經，顯示自己撥亂反正的政治態度。
但情況到了劉秀孫子漢章帝，形勢卻發生了大逆轉。
漢章帝透過親自執掌白虎觀會議，將今文學徹底納為官方正統思想，而且所佔的比重遠遠高於今學，自此古文經大興。
此後，古文學徹底成為正統思想，今文學越來越弱，直到二者被徹底熔合。
為何會發生這種逆轉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就學術的生命力來說，今文學已經走入了生命的末期。
作為正統經典超過百年的經文，往往一本經的背後就有十餘萬字的講解註疏，可以說一個學者學習今文，可能數年都學不完一經。
而此前一直在民間發展的古文，因為微言大義的原因，學起來就非常快。一個學者可能數年就能學完五經，這不知道比前者快了多久。
本來這種快慢也無所謂高低，但到了國朝需要統一學術思想的時候，今文就是因為太過於繁瑣而被拋棄的。
所以，今文學作為一種官方學說，因為生命力的喪失，其實已經退出了舞臺。
但偏偏郭圖就是治的今學，不僅是郭圖，他們整個郭氏家學都是尚今學，而且學的就是《公羊春秋》。
這裡面的原因很有趣，今學被漢家拋棄的原因，正是郭氏一族尚今學的動機。
的確，今學是繁瑣，但作為一個家族的傳承來說又太有優勢了。
因為只有繁瑣才能有門檻，尤其是他們郭氏世代作為漢家的法學家，就更是需要這種有門檻的經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