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被萬曆皇帝貶職的姜應麟離開中央二十年，朝廷一直有人替他說話，希望姜應麟可以回京，萬曆罵走一個上來一篇摺子，再罵走再來一篇摺子，文官們是利益共同體，根本毫無畏懼，反正自己不管出什麼事都有人幫忙料理後事。
現在大家應該理解萬曆為啥30年不上朝了吧？
光是立太子這事跟群臣激鬥都逼退了內閣四任首輔，一百多朝廷大員被罷官、解職、發配充軍，但最後萬曆還是慘敗，換誰心裡頭都不舒坦，這種事還連綿不絕，不死不休，皇權總是鬥不過文官集團，這個破朝真是不上也罷。
基於皇權越來越弱，文官集團越來越強大，大明便產生了一種奇怪的現象，稅越收越少，國家財政越來越困難，到明朝中後期，工商業逐漸發達，這時候國家重心應該從收農業稅轉到收工商稅才對，只要工商稅收的上來，那就有銀子練兵，改革落後的軍戶制度，兵一練好，西南和東北的外敵都不是問題，國家出現災荒之時有足夠的銀子賑災，也不會有事業單位出身的李自成跑去造反。
內憂外患，一切都是財政問題，一切都是因為收不上工商稅，工商稅收不上來是因為有人故意阻撓的。
這些人正是哭喊著“祖制”和“藏富於民”的文官集團，資本和文官集團緊密繫結的時候，就是大明財政枯萎的時候，也是天下大亂重新洗牌的時候。
今天我們說起明朝的死亡必歸於黨爭，說起黨爭就是閹黨大戰東林黨。
其實為了爭奪財政，是皇權大戰文官集團，閹黨是皇權的延伸，東林黨是文官集團的延伸。
而且閹黨和錦衣衛也有失控的時候，文官集團也不僅僅只有東林黨，是齊黨、、楚黨、浙黨、宣黨、昆黨跟東林黨混戰。
東林黨在廷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等三案中勝出，於天啟年成為第一大黨。
我們通常認為東林黨跟江浙士紳資本集團繫結是促使工商稅說不上來的主因，這種觀點並不完整。
明朝後期是有數個不納稅的超級資本集團，第一個重要的確實是江南工商貿易士紳資本集團，另一個則是晉商走私貿易集團，再一個是明廷內部的官僚資本集團。
明朝九邊重鎮中以山西省的大同、宣撫兩鎮駐軍最多、軍餉最厚，但這裡天氣太冷不適合屯田。
為了解決邊境軍事吃飯問題，1370年大明發布開中制，將鹽的專賣權“鹽引”交給山西商人，由他們運糧運貨到邊疆，再輕鹽引到指定鹽場支取食鹽到指定地區銷售。
但到明朝中期時開中製出現嚴重腐敗，晉商同朝中權貴繫結共同以鹽以牟利。
1492年葉淇改革將開中制改為開中折色制，晉商受到打擊，但轉而跟北方蒙古和後金做走私生意。
晉商是路上走私規模不太大，明朝權貴控制在東江登來一帶的海上走私跟後金交換人參貂皮規模遠超晉商。
當然所有集團都不能跟江南士紳資本集團比，畢竟西班牙人挖來的白銀最後都流向了他們，這些人又憑藉科舉優勢壟斷了半個朝堂。
當國家收不上稅，解決不了財政問題，就會轉而向農民施壓，農民受不了賦稅，要麼造反、要麼逃離土地去做流民，無業遊民到處亂竄就成為土匪、海盜，地痞流氓全冒出來。
於是在明朝中晚期整個社會都充斥著戾氣，動不動就打人殺人，最終走向了全民暴力。
明末劉宗周說：“格鬥出於婦女，官評操於市井，訛言橫於道路。”
意思是婦女都打架鬥毆了，人們不相信官府權威，只相信市井流言，連街頭說的謠言都信就是不信政府。
人人都處於高度緊張又互不信任的狀態，所以翻開明末的歷史，到處都是暴虐的折磨和殘暴的殺人。
而這一切的源